1973年，随着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动，兰州军区司令与福州军区司令的对调显得相对较远，而其他军区的调动大多是相邻之间的换位。韩先楚在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后，虽然依然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却失去了三个重要的头衔。在福州军区时期，他不仅是司令员，还兼任党委第一书记以及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可是现在到了新的岗位上，他的身份仅限于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则是冼恒汉。

在职权方面，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落差呢？毕竟，韩先楚在福建省和福州军区时期都是一把手的角色，而此时的兰州军区，他的职权显然要低于冼恒汉，后者在党委会议中的发言权更具决定性。作为一位战功赫赫的上将，韩先楚如今却得在一位中将的领导下工作，这种反差的确让人不免感到尴尬。

冼恒汉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到，有人提醒他，韩先楚是位上将，并且曾拥有“四个第一”的荣耀。在调任兰州军区后，失去了三个“第一”的身份，加上在中将的领导下工作，可能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针对这一点，冼恒汉表示不应揣测他人，他认为韩先楚的成就和能力很高，值得大家学习。

作为军政的搭档，冼恒汉有必要维护这位新任司令的威望。毕竟，他在兰州军区担任政委已有18年，对军区内的各级干部十分了解。两人在工作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接触，但在工作意见上却常常存在分歧。例如在设防问题上，冼恒汉觉得有必要对原有的设防进行修改。然而，韩先楚认为，这种设防是前两任司令员所付出的贡献，并且经过总部的批准，不能随意更动。这样的转变不仅是对前任工作的不尊重，而且可能造成资金的浪费。

冼恒汉指出，张达志司令在军区任职期间积累了七千多万的军费，而皮定均司令则继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使军费总额达到了1亿元。此时，新上任的司令一到兰州军区就急于展开改革，是否太过激进？更何况这些改革还需要报请军委和总部的同意。因此，冼恒汉在此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这让一些工事人员也感到韩先楚的做法显得“霸道”。例如，曾调任军区副参谋长的王德在回忆录中提到，韩先楚在面临不同意见时总是坚定自己的看法，尽管有时他需要遵循总部的要求，但他依然力求按自己的构想去执行。

自1973年底至1977年，韩先楚由于身体原因，实际与冼恒汉合作的时间并不长，甚至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各地进行休养。在此期间，司令员的领导对于整个工作显得至关重要，尤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韩先楚当时还身在北京。众多军区党委的集体讨论决定都需事后通过电话或电报来征求他的意见，这不仅极为不便，还时常让他感到烦躁。

随着两人在工作中的矛盾愈演愈烈，冼恒汉曾希望上级能够介入，但最终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那么，两人之间的不和究竟是源自性格的差异，还是一方在职权上感到不足，以至于提出意见时显得软弱，亦或还有其他因素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并不简单，或许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