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中旬，41军的官兵们在初升的晨曦中接到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对傅作义所指挥的104军309师进行改编，后者原本驻扎在黄村的城南。根据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的改编方案，我军决定将该师改为独立74师。

在这一过程中，41军决定从各个师中抽调超过200名干部，组建一支工作队，由121师的参谋长韩复东和军敌工部长李显率领，前往74师协助改编。同时，军副政委欧阳文、新任军政治部副主任潘寿才、宣传部长卓明、保卫部长孙训等人也时常前往该师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

我军采纳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对于愿意继续服役的士兵表示热烈欢迎，而对于少数有意回家的人员，则会给与“解放证”和路费，确保他们能顺利离开。

这次改编，实际上是一场复杂且艰巨的斗争，既包含着改造与反改造、教育与反教育的内容，也充满了难以避免的心里博弈。毕竟，这两支军队并非短时间内才交战过，彼此之间的恩怨往往并不容易消解。战场上的对抗与生死搏斗，尤其是一些曾是蒋军的将领，心中难免怀疑是否有一方会趁机算旧账，报私仇。

正如人们常说的，脱下裤子才知道自己是否干净，又有几个人的双手未曾沾上鲜血？这种疑虑，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不容忽视的是，大多数士兵是真心支持这场和平起义的，甚至有人冒着生命危险为之奔走。但每一个人，无论他曾是如何的立场，现在都站在了一个人生的岔路口：彻底脱离蒋氏的控制，迈入人民军队的行列。这一转变，带来了难以言表的情感波动，也是一种深刻的心理过渡。

然而，在这场起义的浪潮中，潜藏着一股暗流。许多人并不甘心失败，打算借机再次翻盘。蒋军内部存在着不少“渣滓”，而在北平的胡同里，特务活动依然猖獗。那些并未想要放下屠刀的人，始终认为即便失去了半壁江山，天下究竟最终会是谁的，仍然没有定论。

历史的教训早已昭示，在每一次的重大变革中，往往都有少数人不愿随波逐流，宁愿在短期内逆流而上，等待时机。

362团政委刘玲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找师政委李丙令推荐一位重要人物：团里的教导员宋裕宽。他认为宋裕宽不仅具备细心的工作态度，还拥有非常出色的口才，这对于此次改编工作至关重要。刘玲向李丙令和军副政委欧阳文推荐时说道：“有些人说我们的队伍没有文化，只会打枪，但去改编傅作义部队时，我们至少要派一个能说会道的同志。”

欧阳文笑着回应道：“光会说话也没用呀，光是空谈也没多大用处。”

刘玲则坚定地答道：“宋裕宽是我们队伍里出了名的铁嘴，他这个人很有原则，也非常敢于担当。”

李丙令接过话题，承诺道：“我也觉得宋裕宽很适合这项工作，我敢保证他一定会完成任务。”

就这样，宋裕宽的任务确定了。虽然他和刘玲关系亲近，任务的传达显得格外轻松和随意。刘玲还笑着对他说：“我知道，你这个‘小铃铛’专门找我做苦差事！”

宋裕宽则打趣地回应道：“好说，好说，下回你来做我的政委，我去做你的教导员，咱俩换一下位置，让你出出这些年的不爽。”

宋裕宽独自前往原309师的一个团，担任教导员。背着背包，步伐稳重，看起来像是战场上行军的将士。营长陈其溪见到他时，表情有些惊讶，显然没想到我军的干部会有如此作风。尽管心中有些顾虑，他还是表现出了热情的欢迎。

刚到达时，宋裕宽不像平时那样滔滔不绝，他知道在这个特殊时期，言之有物远比空谈更重要。初期的工作进展顺利，士兵们见到一位没有架子、不摆威风、为人温和的“长官”，都感到非常惊讶和满意。特别是陈其溪，他有时会公开批评蒋军的无能，表现出对旧体制的厌恶和对新生活的渴望，甚至主动提出加入组织的申请。

然而，宋裕宽的心里始终有些不安，他感觉陈其溪的态度不如表面那么简单，眼神中时常浮现出一丝飘忽不定的神色。

副营长毛洪堂也对陈其溪产生了怀疑，他认为陈其溪的眼神带有某种刻毒，似乎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心机。

这些疑虑并没有立刻表现出来，大家私下里议论着，保持警惕，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完成改造工作。显然，如果一切顺利，就不需要他们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