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这原本是一件值得庆祝的重大事件。红一方面军在经历了湘江之战和四渡赤水等激烈战斗后，终于突破敌人的重重围追，成功摆脱了敌人的包围。而红四方面军同样经历了艰难的突围，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根据地的血战，最终也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压制。两支部队的会师，不仅标志着红军的壮大，也意味着中国革命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然而，张国焘见到红一方面军在长途跋涉后仅剩下1万余人，衣衫褴褛，战斗力严重受损。与此相比，自己麾下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兵力高达八万之众，不禁心生雄心，想要一统红军领导权。他的计划是以和平的方式，通过红军总部“大换血”的形式，最终实现红四方面军的“独占鳌头”。

张国焘如何实现自己的宏大计划呢？他设计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他指使陈昌浩向红军总部发送两封电报，提出要实现“指挥统一”的建议，实则是为自己争取权力，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够当上军委主席，掌握红军的军权。

面对张国焘的野心，伟人早已洞察一切。为了保证红军内部的团结并避免陷入困境，伟人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红四方面军的指挥部则转变为整个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如此安排下，张国焘不但能够拥有大部分军权，还能将自己麾下的人马安排到重要职位。

然而，张国焘依然不甘心，仅拥有军权显然不足以满足他的野心。此时，按照中央指示，红军应尽快北上，进军陕甘地区，但红一方面军迟迟不愿行动，这导致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也被拖延。正当局势紧迫，蒋介石从多个方向对红军形成包围时，朱老总紧急拟定了新的进军方略《夏洮战役计划》，目标是突破草地，北上陕甘宁地区。

然而，张国焘却提出要利用毛儿盖的几天时间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全盘工作及军事问题。虽然他表面上是要检讨工作，实则用意明显，是为了为自己争取更多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总部决定在毛儿盖南边的沙窝寨召开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窝会议。

沙窝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在此之前，红军内部矛盾已显现，尤其是高层之间的对立几乎公开化，许多中层军官已然知晓了事态的严重性。会议开始之前，由于会议地点在红四方面军的控制区域，为了防止突发事件，红军总部特地派遣中央纵队的司令部人员加强警戒，甚至设立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防线，警惕性极高。

会议开始后，张国焘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要求。他认为，红一方面军自中央苏区撤出后，损失惨重，原因在于“路线主义”的错误。然而，遵义会议当时只是简单归结为军事指挥问题，并未触及路线主义这个敏感问题。如果在此时提出路线主义的问题，相当于间接否定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也意味着中央必须进行人员更替。显然，张国焘的这一提议是为了通过否定中央，推翻现有领导，进而自己掌握红军最高领导权。

然而，伟人等人对张国焘的手段早有预判，会议期间，伟人始终以缓和语气强调红军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其他与会人员也都站在同一立场上，拒绝认同张国焘的提议。张国焘发现这一计策失败后，退而求其次，提出第三个要求——要选派九名红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这一提议非常巧妙，如果成功，张国焘便能通过控制政治局，从而掌握红军的最高权力。

当时，中央政治局只有8名成员，张国焘提出的要求无疑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如果红军总部拒绝，红军内部的裂痕可能无法弥合，局势将变得更加危险。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伟人巧妙回应：“四方面军的干部有许多优秀人才，我们只提名了几个同志，这非常慎重。本来政治局的成员不能由中央决定，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做出调整。”通过这番回应，伟人既解决了张国焘的要求，又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最终，经过反复商议，会议通过了让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进入政治局，李先念、傅钟、何畏进入候补名单的决定。尽管张国焘不满这一结果，但为了安抚他，红军总部最终同意了让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担任副主任。这样，局势才算暂时平稳。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张国焘率领的部队在到达阿坝后停滞不前，尽管中央一再催促，他最终却决定偏离革命的路线，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