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一种是蒋介石主张的“速胜论”，另一种是汪精卫提出的“亡国论”。这两种观点显然都无法准确反映中国面临的严峻局势，毛主席深知这一点，并认识到有必要对抗战的战略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与分析。

那时的延安，情形与早期中央苏区的左倾主义泛滥时有些相似。因为王明从苏联归来，他被视为有权力的“钦差大臣”，声称带回了斯大林及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结果，许多党内领导人被他迷惑，又重新开始依赖他。毛主席曾开玩笑说：“我的命令恐怕连我的窑洞都传不出去！”

然而，毛主席向来擅长化解困境，虽然当时自己在党内的话语权较弱，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深入研究如何抗战。因此，毛主席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战争研究小组，命名为《战争论》研究小组，开始了对中国抗战全局的深入探讨。

由于当时中国的信息封闭，关于日本的资料非常稀缺，毛主席常常向身边的同志们询问：“你们认为，日本的弱点在哪里？”尽管毛主席自己对这一问题感到困惑，但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是茫然无措，根本无法给出有效的答案。

王明听说这一情况后，并没有帮助毛主席寻找相关资料，反而对毛主席进行了讽刺，称之为“真是中国式领导人的天真”。王明总自认为自己博学多识，曾在苏联深造，学习过全套俄文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他自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看不起毛主席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毛主席不过是一个传统的书生，虽然精通中国的国情，但对国际事务和现代思维完全缺乏了解，面对日本问题显得毫无头绪。

然而，王明未曾意识到，真正的“井底之蛙”其实是他自己。他忽视了一个事实：真正的见地并不单单由某种理论来衡量，而是在面对复杂局面时能够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毛主席正是具备这种独特的智慧，即使没有大量的资料与书籍，他依然能够凭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出日本法西斯的致命弱点。

于是，毛主席像一位苦行僧般专心闭门研究，日夜伏案，经受了九天八夜的艰难煎熬，最终完成了那篇震撼人心、意义深远的纲领性著作——《论持久战》！毛主席写这篇文章并没有打算立刻公开，而是希望通过报告的形式，向大家解释中国如何抗战、抗战为何必胜。然而，陈云听后觉得这篇报告非常有价值，于是建议将其出版发行，让更多的抗日军民能够深入理解其中的深意。

然而，延安当时物资匮乏，纸张油墨质量差，陈云便提出可以送到国统区去印刷。这是一个相当巧妙的建议，因为那时国共合作，毛主席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全国军民抗战，完全不担心国民党会有所反感。于是，这篇文章传到了武汉的长江局，由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安排印刷。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明对于《论持久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他不仅对文章不以为然，还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曾建议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但王明坚持拖延，并竟然写了一首打油诗来抨击毛主席的思想：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这首打油诗显得极其可笑，王明的眼界狭隘，根本无法理解“持久战”这一战略的深层含义，而他在诗中讽刺的，正是毛主席通过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抗战形势的精准把握。王明的误解与肤浅也表现在他对待国际形势的态度上，他误认为毛主席与自己一样是在等待苏联介入对日作战的机会，真是可笑至极。

然而，王明的短视并未代表所有人的看法。国民党桂系名将白崇禧看后深感钦佩，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后也大为赞同，甚至放下成见，批准国民党全力印刷发行，并将其作为教材供党军学习。同时，宋庆龄在香港看到这篇文章后，委托国际友人将其翻译成英文，广泛传播，以寻求国际支持。

王明的“小气”心态并未能阻止《论持久战》的广泛传播，他向共产国际告密并写信批评毛主席，但这反而让他自己成了笑柄。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看过这本书后，不仅高度赞扬了毛主席的深邃军事洞察，还在会议中严厉指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领袖，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能如此透彻地阐述战争问题，应当立刻要求王明等人不要再与毛泽东争论。”从此，王明不敢再在毛主席面前妄加指责，彻底失去了与毛主席争论的资本。

（参考资料：《毛泽东与抗日战争》《王明传》《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