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谈谈历史上广为人知的赎罪券。

所谓的“赎罪券”，其实就是教皇所颁发的“罪行赦免证明书”。它通常由羊皮纸制成，是一种象征性的赦免文书，也常被称为“赦罪券”或者“赦罪符”。

赎罪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字军时期。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1035—1099年）在克莱蒙会议上号召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且宣布，凡是出于保护耶路撒冷教会而非寻求个人荣誉而参加十字军的信徒，都可以免除他们的所有“暂罚”惩罚。

所谓“暂罚”（Temporal Punishment），是天主教的一种神学概念，指的是临时的惩罚，与“永罚”（Eternal Punishment）相对。简单来说，天主教认为，若一个人犯罪并拒不悔改，他死后将受到永罚，永远无法得救。而忏悔的信徒虽然能够免除永罚，但如果生前未能通过补赎来偿还罪债，他们仍需承受暂罚。只有通过教会的赦免，才能解除暂罚，而只有教皇有权颁布这样的赦免。因此，赎罪券便是教宗赦免暂罚的一种证明。

赎罪券的神学依据在于，教廷认为耶稣基督、圣徒以及教廷封圣的圣人，他们为世人所做的赎罪行为，超出了他们自己灵魂的救赎所需的善功。根据“圣徒相通”的教义，圣徒的功德被存放在所谓的“神恩宝藏库”中，而教皇则可以使用这些宝藏来赦免世人罪恶。

最初，赎罪券仅限于参与十字军的人获得，后来演变为即便没有亲自参战，只要为十字军提供资助的人也能得到赦免。之后，这一政策进一步扩展，任何为教会捐款的人都可以获得赦免。于是，赎罪券逐渐成为了对捐赠者的回报，成为教会募捐资金、修建教堂的一种手段。宗教史学家罗兰·班顿（Roland Bainton）曾说过：“几乎所有中世纪最宏伟的教堂，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筹款兴建的。”

1294年，教皇波尼法斯八世（Benedetto Caetani）宣布1300年为“禧年”。他指示教廷的圣赦院发布公告，凡在禧年期间前往罗马朝圣的信徒都将获得“大赦”，即使无法亲自前往，只要捐款也能享受赦免。这一事件标志着赎罪券商业化的开始，实际上，从那时起，信徒们只需通过金钱就能直接购买赎罪券。

所谓的“禧年”，又叫做“圣年”，是天主教的一个特殊年份，每25年一次，象征宽恕和赦免。只有教宗有权宣布某一年为禧年。如今，禧年通常每隔25年举行一次。

到了14世纪中期，也就是教皇本笃十二世（Benedictus PP. XII）时期，赎罪券开始标明价格并公开出售。教廷设定了“赦罪价格表”，根据捐款的金额，赦免的罪过也有所不同。从此，赎罪券成为一种有价证券，教会大力推销销售，并将赎罪券的销售作为教会收入的重要来源。这种以金钱为主导的教会收入方式，引发了世俗贵族的不满，尤其是当这种行为影响到他们的切实利益时。

此外，许多教士在销售赎罪券时，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不仅让赎罪券变得庸俗化，甚至违背了教义，亵渎了神圣。他们的贪婪和腐败行为在教会内部引起了广泛的批评。

1515年，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Giovanni di Lorenzo de' Medici）为了重建圣彼得大教堂，开始再次发行赎罪券，这一举动引发了教廷信任的巨大危机。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布了《九十五条论纲》，以此讨论赎罪券的功能和作用，公开质疑赎罪券的合法性。

许多历史记载称，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滕贝格的城堡教堂门上张贴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这一故事广为流传，但并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证明这一点。事实上，《九十五条论纲》原本是一篇神学论文，旨在探讨赎罪券的意义和效果，但令路德始料未及的是，德意志的世俗贵族纷纷响应支持他的观点，并为他提供庇护。这一事件迅速传播，导致了教会失控，路德的思想也逐渐从质疑赎罪券的作用，扩展到挑战教廷的权威，最终发展成了宗教改革，导致了教会的第三次大分裂，新教的诞生。

因此，许多人认为，正是教皇利奥十世为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而发行的赎罪券，间接引发了宗教改革。表面上看，这一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赎罪券的发行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且资金的使用并不完全是为了大教堂建设。而背后真正的原因，可能与赎罪券的销售者，特别是阿尔布雷希特·冯·勃兰登堡（Albrecht von Brandenburg）主教的财务需求有关。

阿尔布雷希特的故事更为复杂，他不仅是赎罪券发行的核心人物，也正是他通过购买教会职位的方式，获得了世俗和宗教的双重权力。年轻的阿尔布雷希特通过高额贿赂，购买了重要的神职和世俗职位，并在此背景下通过赎罪券来筹集资金偿还债务。虽然他和教皇利奥十世达成协议，发售赎罪券来支持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但实际受益的更多是他个人的经济困境。

马丁·路德作为萨克森公国的神学教授，对赎罪券的强烈反感，实际上与这次赎罪券的销售事件关系密切。路德的抗议，最初是因为赎罪券的推销员若望·特次勒（Johann Tetzel）在非销售区域违规销售赎罪券，尤其是特次勒声称这种赎罪券能赦免所有罪过，甚至恢复到婴儿般的纯洁状态，这激怒了路德。最初，路德的抗议并不完全是反对赎罪券本身，而是反对这种过度推销和违法行为。

赎罪券事件中的两位关键人物，特次勒和阿尔布雷希特，都在宗教改革的历史叙事中承担了极为复杂的角色。特次勒，虽然被马丁·路德批评为贪婪的恶人，但实际上他只是赎罪券的经办人，而他所宣传的神学观点也仅仅是教廷的一部分。此外，阿尔布雷希特，尽管是赎罪券的主要推动者，但在路德的压力下，他并未坚定支持教宗，而是寻求调解双方冲突，最终也通过妥协达成自己的目的。

今天，赎罪券制度的影响依然存在。虽然在16世纪中期的特伦托大会之后，教廷停止了公开销售赎罪券，但依然在2000年后的一些特别场合颁发赎罪券。这表明，马丁·路德曾提出的关于赎罪券是否能真正赎罪的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