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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润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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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社会的变革风潮掀起了波澜。虽然这确实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但日本人心中却依旧扎根着一种“人人皆可为官”的固有观念。

福泽谕吉，这位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哲学家，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现象，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在一个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注定无法走向强盛。”这番话像一根针，深深刺入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痛点，同时也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那个时代的种种问题。

说到福泽谕吉，他可不只是一位普通人物。有人将他视作日本近代的“精神导师”，也有人称他为推动社会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家。然而，要真正了解福泽谕吉，还得从明治维新这场历史性的变革谈起。

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社会变革，它废除了封建的幕府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当时，日本人民对“文明开化”寄予了厚望，渴望摆脱落后的局面，与西方列强一同并驾齐驱。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日本社会在经历了这场深刻的变革之后，真的能够彻底接受现代化的观念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尽管明治政府提出了学习西方、进行体制改革的口号，然而那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却并非一朝一夕能摧毁的。

在幕府时代，日本的社会结构严格分为武士、农民、商人等等级，各个身份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固定的身份制度使得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自己的社会角色。武士的子孙注定是武士，农民的后代只能是农民。社会的流动性几乎为零，所谓的“身份等级”，成为了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

福泽谕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崭露头角的。起初，他不过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洋学者”，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文化，并因此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政治、法律与哲学思想。随着明治维新的到来，他的知识在这一变革时期大放异彩，他开始撰写大量关于西方文明的介绍性书籍。

福泽谕吉的著作，如《西洋事情》和《劝学篇》，不仅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是，尽管社会外观发生了变化，福泽依旧发现，大多数人的思想和心态还停留在旧时代。他们仍然执着于“当官”这件事，认为只有通过官职，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种根深蒂固的心态令福泽非常困惑，他直言：“一个国家如果每个人都在想着做官，这个国家怎能强盛？”他认为，国家要强盛，关键不在于一群人争相追逐官职、权力，而是每个人都能够独立思考，拥有自由与独立的精神。

在福泽谕吉的眼中，问题不仅仅在于人们渴望做官，而在于社会中那种坚如磐石的等级制度，它压制了个体的独立意识。无论是武士、农民还是商人，身份的壁垒使人们难以跳出固有的框架。福泽对这种制度深恶痛绝，他认为，它不仅摧残了个人的发展潜力，还使得社会活力逐渐丧失。

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提到：“日本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在几千万个笼子里，寸步难移。”福泽将这种身份限制比作牢笼，束缚了每一个日本人的自由。

福泽的父亲便是这种不公平制度的牺牲品。福泽百助，学识渊博，精通汉学，但由于家庭背景较为贫寒，他一生只能担任管理货栈的职位，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遗憾地去世。福泽对此深感痛惜，他将这种压迫性制度称为“父亲的死敌”。

福泽对等级制度的反感，既源自他对社会弊病的敏锐观察，也深深植根于他个人的痛苦经历。明治维新虽然废除了封建的等级制度，表面上实现了“四民平等”，但福泽发现，这种“平等”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许多人仍无法摆脱对身份和地位的痴迷，尤其是对官职的执着。

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严重妨碍了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摒弃旧有的等级观念，倡导每个人都能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唯有如此，国家才能走向真正的强盛。

福泽谕吉的文明思想，可以概括为“内外有别”。他认为，文明不仅是外在的制度或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提升。在他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强调了文明的双重性质：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较易模仿，然而内在的文明却极为难得。

福泽认为，尽管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许多方面模仿西方，从服饰到制度，都力求与西方接轨，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改变。真正的文明应当源自每个人内心的觉醒，那就是独立、自主和自由平等的精神。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仅仅停留在外在形式的模仿上，而未能提升内在精神，那么这种所谓的文明，终究只是空洞无力的。举个例子，大家都开始穿西装、剪西方的发型，但思想却依然停留在对权威的崇拜和对等级制度的盲目遵从上，这样的“文明开化”显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脆弱的。

福泽谕吉的愿望是，能让日本的“客人”变成“主人”。在江户时代，普通百姓只是幕府统治下的“客人”，没有政治参与的权利，也没有责任感。社会对他们的唯一要求是服从，这种“客人心态”使得日本缺乏真正的国民意识。

福泽认为，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制度的变革，更多的是人民国民意识的觉醒。他提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这一思想，这一理念来源于《美国独立宣言》，强调每个人生而平等，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

他期望通过教育，让每个国民都能具备独立精神和责任感，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而不是仅仅依赖政府的统治，成为被动的“客人”。

福泽创立的庆应义塾大学，校训便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他希望通过这所学校的教育，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学生，使他们能够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强盛贡献力量。

福泽谕吉最反感的就是日本社会对官职的过度迷恋。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强大，关键不在于官职的多寡，而在于人民的独立意识和社会的活力。他认为，那些一味追求官职和权力的人，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阻碍。

福泽提倡的“实学”，就是那些能真正提升生活质量、推动社会进步的学问。他坚信，只有通过实学，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才，使国家变得更强大。对于那些仅仅通过追求官职来改变命运的人，福泽不仅不屑一顾，还认为他们会对国家的进步产生严重阻碍。

福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由独立、自由的公民组成的社会，而非一个被官僚体系支配的社会。他呼吁人们不要再盲目追求官职，而是要通过学习和努力，提升自我，为社会贡献更多实际的力量。唯有每个人都具备独立和自强的能力，整个国家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强盛。

福泽谕吉的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对日本社会等级观念和官职迷恋的深刻批评，以及对独立精神和实学的提倡，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的洞察，也对今天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现代社会，尽管封建的等级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但人们对权力和地位的追逐依旧存在。福泽的思想提醒我们，真正的强大来自于每个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来自于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而非对权力的依赖。

福泽谕吉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等级束缚、人人平等、由独立自主、勇于探索的国民组成的社会。这不仅是他对日本的期望，也是对每一个渴望自由与进步社会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