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时期，荆州和扬州只是西晋的普通方镇，在当时并无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时西晋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还是以河洛地区为主。

“八王之乱”过后，西晋朝廷元气大伤，晋武帝司马炎苦心经营的中央禁军在内耗之中元气大伤，而匈奴人刘渊则趁此机会在离石要塞揭竿而起由此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序幕，而大量的穷苦百姓不得不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故土，被迫向南迁徙，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作为“永嘉之乱”抑或者是“衣冠南渡”。

而当时南迁百姓的落脚点往往都会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当时东晋的政治中心：扬州，另一个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荆州。由此这两个地方的身价开始由此水涨船高，成为东晋政权为此依靠的两大支柱：

这两处地方都聚集了大量的流民，对于人口不发达的古代，有人才有一切可能，造就了其独特的地位。这两个地方都处于抗击北方胡人的最前沿，因而两地都驻扎了不少的军队，也造就了其独特的军事地位。东晋的都城是建康，而建康又地处扬州，也故此赋予了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也因此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经营东晋朝廷是格外的重视：扬州刺史一般都由皇亲国戚或者司马家族的亲信来担任，这也是世家门阀为了缓和皇室和门阀之间的关系而做出的让步；而荆州刺史一般都由朝中威望较高的大臣或者地位尊崇的大臣去担任，外加上由于地处抗击北方政权入侵的第一线，担任荆州刺史的人往往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

可是东晋门阀世家联合执政的政治生态就注定了荆、扬二州的不稳定：

一个是利益上的摩擦：当外任的大臣在荆州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基础之后就会对扬州形成窥伺；而扬州的门阀也对外放的门阀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往往会对外放荆州的大臣们多加掣肘。另外一个居安思危的一种思想：扬州地处长江中下游，荆州地处长江中上游，可以说荆州势力的强弱直接关系着扬州的安危。纵观东晋一朝，荆州和扬州之间的摩擦一直不断，也让东晋朝局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每一次荆扬之争背后东晋都是一次次不太平的较量，直接影响着东晋朝局。

东晋时期的荆扬之争

荆扬之争的序幕：司马睿的反扑，王敦觊觎皇权而引发的“王敦之乱”

第一次荆扬之争是由“王敦之乱”拉开序幕的，然而我们从史书之中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这一次荆扬之争背后的矛盾焦点是什么：

第一次叛乱是王敦不满司马睿利用刁协削弱世家的利益而叛乱的，这一次叛乱众多世家因为不满司马睿的举动故大多数都是持默认态度，故而这次叛乱的焦点是司马睿和世家之间利益之争。第二次叛乱是王敦鉴于第一次叛乱之后而引发的，此时的王敦几乎掌握天下所有的军事力量，因而开始对皇权有所觊觎，然而这一次众多世家都不希望改变这种局面，故而这次叛乱则是以王敦的失败而告终，这一次争斗的背后可以说完全是王敦的野心驱使。第一次荆扬之争随着王敦的死去而告终，然而就算是如此，荆扬两地的矛盾并未得到缓解，由于王敦开了这个先例，故而在此之后众多世家对出镇荆州的外藩都极度猜忌，王敦死后荆扬地区的矛盾反而是愈演愈烈。

第二次荆扬之争：琅琊王氏和庾氏家族的较量第二次荆扬之争的焦点围绕在庾家兄弟以及琅琊王氏、何充等人之间，庾家兄弟和王敦不同，对于皇权他们没有太多觊觎，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便太平无事，利益上、权势上的各种冲突都是荆扬之争矛盾的焦点。由于庾亮的失误导致引发了“苏峻之乱”，其被迫出镇荆州，而荆扬之争再一次在东晋上演，当然与前次矛盾不同，这一次的矛盾焦点大多是利益上的争执：

北伐一事上的矛盾：而以王导为首的众多世家持反对态度，当然王导的反对并非仅仅是因为利益上争执，此时北强南弱，庾亮在军事上无特殊才干，故王导也是从实际角度去考虑北伐一事。在继承人位置上的矛盾：当时晋成帝病重之时，庾氏兄弟为了其能够保持血脉上的关系上疏晋成帝立司马岳为帝，这对于庾氏家族来说自然是利大于弊，而对世家来说庾氏和皇室的关系越密切，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因而晋成帝、晋穆帝继位风波也可看作是利益之争。琅琊王氏与庾氏家族的矛盾：王导死后，王家第二代独挑大梁之人几近凋零，而当时王允之则成为了王氏最后一个能够扛起琅琊王氏大旗之人，而王允之自然成为了庾氏兄弟的眼中钉，为了排除异己，此一时期甚至爆发了庾怿下毒害王允之事件，最终为了平息众怒，庾怿被迫自杀。由此可见，以庾氏家族为主导的荆州势力以及王导等人为主脑的扬州系虽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然而彼此间的明争暗斗也是极为激烈的。故庾冰、庾翼相继病逝后，扬州集团为消除庾氏家族在荆州的影响力，驳回庾氏家族继续出镇荆州的请求，为了消除庾氏家族的影响力，改以桓温担任荆州刺史，也又一次引发了荆扬之争，而东晋荆扬之争由此进入了最高潮。

第三次荆扬之争：纵观桓温一朝桓温初时担任荆州刺史一职是世家为了消除庾氏家族在荆州的影响力，故而世家找了一个门第不算高大且与皇族关系密切的桓温来担任。当时朝野都认为这一安排极为合理，唯有熟悉桓温的刘惔持反对态度，他清楚地知道桓温的才能以及桓温的野心。

果不其然在消灭了成汉之后，桓温已经暴露了其政治野心，其欲凭借声望改朝换代的野心也昭然若揭，接着我们试着从史书之中分析这一次荆扬之争的焦点：

北伐之事上的矛盾：或许很多人认为桓温北伐只是为了赚取其政治野心，然而笔者认为桓温北伐也有收复故土的愿望，从第三次北伐看到遭胡人蹂躏的故土发出的感慨可见其并非只是一个野心家。然而无论桓温的目的是什么，无论其北伐成功与否，对世家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北伐成功其将会进一步获取声望，北伐失败损失的还是世家自身的利益，故而荆扬矛盾的冲突焦点都是在北伐一事上，而派遣殷浩牵制桓温只是一个手段，而桓温进军武昌也可看做是对于世家反对其北伐的不满。桓温的野心造成了诸多矛盾：自灭成汉之后，桓温的野心已经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本希望是靠着北伐赚取声望从而完成嬗代之举，然而北伐的失败让他声望大跌，因而他不得不采用胁迫的方式逼迫东晋朝廷，故而才有了桓温废晋废帝之举动。然而此举却也把他彻底逼到了世家的对立面，谢安、王坦之为首的门阀则对其奋起反击，而这也造就了荆扬之争时局的动荡。然而桓温比之王敦到底冷静不少，虽然明知谢安等人在其背后做的小动作，却也不得不认命。桓温死后，桓氏家族的继承人便更为桓冲，其继任之后自解扬州才让自桓温时代开始维持数十年的荆扬之争至此结束，而谢安也才有足够的精力整肃东晋内部。

荆扬之争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令荆州与扬州之间的矛盾如此的不可调节

荆州和扬州之间的争权夺利贯穿整个东晋，桓温死后数十年，其子桓玄最终凭借荆州之地入主扬州夺取皇位，在这如此大规模的斗争背后，我们不禁也会问，为什么东晋朝堂如此的不太平呢？

皇权衰弱：促使众多野心家的诞生其实在这屡次争斗的背后有一点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东晋皇室的力量极为薄弱，世家联合执政的局面之下，东晋皇室只是一个“代言人”，其手上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实权，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调和各大世家之间的矛盾。

因而这种皇权衰弱的局面促使了众多野心家的诞生，王敦、桓温乃至后来的桓玄都随着实力的壮大开始对建康的皇位产生了觊觎之心，虽然王敦和桓温的手段不尽相同，不过两人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较为强硬，一个手段较为柔和。

利益使然：世家联合执政的局面之下对外藩的猜忌东晋世家联合执政的局面之下朝廷内部的勾心斗角极为严重，各大家族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而这种局面之下他们不允许内部有一个庞然大物损害他们的利益，故而王敦在铲除刁协等人之后欲图对皇权产生窥伺之时遭到了所有世家的反对，因为司马家作为天下共主的局面之下他们尚可维持自身之利益，而一旦王敦成功那么其就会凭借着绝对的武力铲除世家这也是他们不允许的。

因而王敦之乱之后，世家对于镇守荆州的人选尤为重视，派遣桓温出镇荆州是因为此时的桓氏家族还不属于顶级门阀，然而桓温却凭借着其自身的才干一步步将桓氏家族带向巅峰，因而在此之后担心王敦之乱再次发生，屡次掣肘桓温的北伐之举，就是不希望其靠着北伐获取更大的功勋从而威胁他们的生存。

朝廷制衡荆州之举措

自“王敦之乱”之后，朝廷一直对出镇的外藩极为猜忌，其中尤以荆州为最。荆州地处长江上游，在地理上本就占有优势，一旦对朝廷有所不满，长江天堑对其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因而为了避免“王敦之乱”的再一次发生，东晋朝廷也可谓是殚精竭虑的是想方设法制衡荆州的外藩：

拉拢江州刺史，为扬州设立一个缓冲地带“王敦之乱”打醒了偏安江南的世家，也让他们认识到了一旦外藩势力过于强大对他们将会造成灭顶之灾，因而在此之后东晋对于外藩极为不放心，而为了遏制外藩势力，扬州与荆州地区之间的江州督区则显得尤为重要。扬州方面掌握了江州那么就会牢牢的遏制住荆州势力，而同样的荆州外藩一旦掌握江州那么等于掌握了进入建康的钥匙。

所以在此之后，荆扬地区的枢纽江州刺史的争夺尤为激烈，因为一旦取得江州则就占据了对另一方的军事主动权，比如在王敦死后，荆州刺史一职由陶侃担任，而此时为了遏制陶侃，江州刺史的一职由与朝廷关系较为密切的温峤担任。

可以说在荆扬之争中，江州刺史的任命是极为重要的，他直接关系着扬州地区的安危，因而对这一职位他们也不得不慎重。

驱虎吞狼：以一方辖制另一方荆州势力的壮大世家豪门当时采取的办法往往则就是驱虎吞狼，比如庾翼死前希望让庾爰之继续出镇荆州，庾氏家族在荆州经营多年，为了消除庾氏家族在荆州的影响力朝廷不得不采用驱虎吞狼改立桓温为荆州刺史。

桓温担任荆州刺史之后的确消除了庾氏家族在荆州的影响力，可也促使桓温的势力开始壮大，不得已之下朝廷则不得不利用庾氏门人的殷浩来牵制桓温，可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在打压一方的同时却不得不运用他的势力来牵制另一股冉冉上升的势力，所以荆扬之争屡屡爆发也有这方面之因素。

重组权力架构：提升京口的重要地位，拉拢流民帅王敦叛乱以前，京口并未受到朝廷的重视，然而随着王敦势力的愈加膨胀，晋元帝司马睿不得不利用祖逖经营多年的京口之兵来对抗王敦。然晋元帝对于一心只想北伐的祖逖又不放心，故而改派戴渊来牵制祖逖，逼得祖逖忧郁病亡，而由此王敦在东晋朝廷再无忌惮之人，可以说晋元帝想利用京口之兵来牵制王敦的想法是没错的，错就错在用错了人，戴渊一介文士，怎么可能抵得过武人出身的王敦。

王敦之乱之后，朝廷也意识到了京口特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单单其处在抗击北方胡人的第一线，更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流民可以作为一股抗衡荆州的军事力量为自己所用。因而对于庾亮咄咄逼人的架势，王导采取的是和经营京口多年的郗氏家族联合，以联姻的方式联合郗氏家族对抗庾亮，而郗氏家族的地位也由此水涨船高，成为了东晋的顶级门阀。

而在此后京口也成为了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桓温第三次北伐之时就利用了京口郗超成为其军中参军由此把京口置入囊中，可以说京口的流民帅如同江州刺史一样也是各方拉拢的势力对象。

后续

荆扬之争贯穿整个东晋，最终由桓玄所终结，凭借桓氏家族在荆州的影响力，桓玄击垮了扬州，然而桓玄志大才疏却又为刘裕做了嫁衣。而刘裕鉴于东晋时期的荆扬之争改以自己的儿子为荆州刺史，希望缓解这种局面，然而纵观南朝，荆扬之争还是一直持续发展，可见刘裕的措施未能从根本上瓦解荆扬相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