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既可借此获得名声以便出仕，亦可借此在危难之时全身而退。但是，同样是魏晋之际，同样追求名士风度，家风不同，选择的的差异也较大，有时甚至会出现与家族传统相悖的情况，体现出家风的流变。

功遂身退，致仕悬舆：与世浮沉的为官之道

一、功成身退的完美人生

受多元文化风气以及家族传统的影响，魏晋士人的政治心态大体上可分为四种，即：传统儒家型、以道反儒型、儒道调和型和隐而不仕型。

其中儒道调和型以山涛、羊祜、张华、王导和谢安为代表，他们既能在官场上尽心尽力、为国为民以实现自身所追求的儒家用世价值，同时又能保持自由放达的心境，最后又能够功成身退，儒道思想的融合在他们身上显得相得益彰。

功成而弗居，名成而身退，之所以如此，要从羊祜或者说魏晋士人整体的为政思想说起。一般来说儒家思想教人关注个体道德修养并以改造社会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突出的是人的积极主动的昂扬向上精神；而道家思想则更多关注个体感受，以实现个人的身心安宁、自由为最高理想，以虚静、抱朴、守拙为实现手段。

如此看来，儒、道两家价值取向上似有较大差异，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士人是绝对趋向某一方，唯一家思想是图的。作为活生生的个体，他们往往是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尤其是在汉末魏晋的乱世之中，激烈的政治斗争、频繁的政权更替更是促进了士人的思想融合、心态转变。一方面士人们不失仁为己任的儒家道义，另一方面又吸收老庄的保守、柔弱。

也可能是家族气势太盛，足矣威慑皇权，王导才不得不步步为营，如履薄冰，稍有不祥便引咎自责以示忠心。

而晋武帝的肯定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政治生活中这种谦逊、自责的必要。官居高位而善始善终，且得到几代最高统治者的肯定与褒扬，王导的可谓是家族为官之榜样，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将王氏家族的权势、地位推向了巅峰状态，也奠定了王氏家族务实的从政风格。

二、随流平进的得体态度

即使有着祖宗先业之庇护，世家大族的子弟们也必须经过自身的努力构建事功才能保持家族地位的稳固，否则在复杂的社会变局很容易被边缘化，排除在政治核心之外。纵观魏晋南北朝，琅琊王氏除了在王敦出兵抗晋失败之后，地位有所下降之外，基本是保持着世禄不替的“中古第一显赫门第”的地位的。

这与其注重务实与事功的家风息息相关，也与王氏子弟“与时推移”的政治自觉密不可分。相反，同样作为清华门第的陈郡谢氏在晋宋之际家族地位却日益式微，精英人物也相继零落，这同样与其家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节试图通过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两大家族的比较，探寻家风中“随流平进”态度的传承在政治生活中对于家族的重要意义。

晋宋之际的王朝更迭，不是简单的刘宋取代东晋的一般意义上的政权转变或统治者姓氏的改变，它还喻示着寒族势力的崛起和门阀制度的衰弱。

东晋中后期门阀制度的痼疾就已经显现，高级门阀士族出现衰弱气象，这时社会中一些被压抑的阶层趁虚而入，他们大多都是身份低微的“次等士族”。为了重振门阀士族政治与寒族对抗，也为了一己私利，高门中一些致力军事的人物有意废晋自立，如桓温等人。

此时的王氏家族如王珣就已经有意与桓温、桓玄父子合作，借此扩大家族势力。但是此时的王珣势单力寡，并没有取得成功，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田庆余先生所论，琅琊王氏此时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势头，虽有靠世资积累起的威望却没有实权，更无党派支援。

巾帼竞芳，义心清尚：女子之于家族

一、柔情和泰，窈窕淑良

古代女性之习妇德仪范与才学艺能不仅能在外人面前彰显其家族的儒雅敦睦，更能从根本上保证其家族的整体和睦与稳定，而后者才是其中更为深厚与严肃的文化内涵。德仪范的教育使她们更趋务实，治理家务时，族女子之才干能力与从容器度也为其出仕在外抑或征战沙场的丈夫解除后顾之忧，体现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完美治家模式。

艺术修养的培养则有益于展现她们作为女性本真的窈窕、温柔与淑媚。从儒家的礼乐文化传统来讲，礼乐之间的调和使一个人文质彬彬、刚柔相济，使一个家族长幼有序而不失其乐融融的融洽气氛。

女性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极同样承担着各种社会角色：面对父母是子女，面对丈夫是妻子，面对子女又是母亲，尤其是在上流社会中面对家族之外的人她可能又是家族的门面。这就要求女性需要有区分与运用各种角色的智慧来承担。而礼法与艺术的并修恰恰赋予她“宽容足以容众“。

二克明礼教，其慈有威

传统社会中贤母教子的故事并不少见，而魏晋六朝时期这种由母亲亲自教授儒家经典的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魏晋之人重母教首先可以从世家大族联姻重视门第看出。一来大族具有政治与经济的特权，强强联合可以巩固家族地位，壮大家族势力；二来相对于庶族，她们普遍具有良好的教育，更有利于对子孙后代的教育。

在东晋中期，诸葛恢之所以会拒绝陈郡谢氏的求婚是因为当时谢氏还属于新出门户，在这些旧贵族看来他们似乎并没有相当雄厚的文化积淀。

从哀祭文表现出的内容来看母亲的教育又是多方面的，不唯教授其知识，更重要的是影响其人格，以自己的人生阅历与政治敏感劝诫儿子郑始容、郑伯猷从而挽救一家之性命，而患难危急之际诸子也深感母亲之睿智机警、从容淡定，不可谓不是用实例教子之典范。

三风华绝代，自我人生

魏晋时代是人觉醒的时代，女性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她们的自觉不应淹没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风气之下。相反魏晋南北朝注重女教，相较于前代女性作家的大量出现，以及《世说新语》中单列《贤媛》一章，哀祭文中对女性事迹的记录、品行的讴歌都表现出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关注女性的风气。

魏晋女性依然接受儒家传统教育遵守相应的妇德，但较于前朝她们有了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可以走出闺阁与社会接触，甚至可以登高临水陶冶性情。她们的视野也由之更为开阔，胸襟也更为放达，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则是题材更为丰富、思想更为饱满，有些甚至具有建安遗风，力度与辞采并存使女性作品也呈现出男子气概。

相较于男子的感时伤世之思，女性的悲戚更多的来源于家庭，也更愿意用家庭的温馨与宁静来抚慰自己，仿佛自己只属于那里，是自己一切悲欢之所在。再如左芬的《离思赋》在宫怨中加入对亲情的颂赞，不仅使文章更为厚重，在反衬中女性之悲苦凄凉、心酸无奈也以更加深沉的方式见之于人。

女儿、妻子、母亲都是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与前代不同的是在魏晋南北朝女性文学中，她们更为积极主动的去探寻自己的角色，去言说与表白自己。在社会大环境中，在家风与家学的启蒙下，在历史发展中留下惊艳的一瞥，用自己的爱恨情仇书写自己的绝代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