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后至今最重要的经济转型是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发展，从一个崩溃的军国主义国家成功转型为亚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日本的成功可以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讨论。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的崛起与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可以被视为现代社会人民社会需求的写照。

政治角度

日本在二战战败后没有变成一个孱弱的去工业化小国，相反而是利用冷战的紧张局势，在美国的帮助下，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自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使杜鲁门担心共产主义的传播,同日本结盟并且帮助重建它的工业和经济可以建立一个坚实的防线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对美国远东和确保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因此，杜鲁门总统决定抛弃之前罗斯福总统构思的彻底削弱日本的计划，而是选择同它建立伙伴关系，通过从亚洲获得广阔的市场和资源来恢复日本的经济。除了中国，东南亚地区也可以成为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要塞，并且被认为是日本的潜在市场。其丰富的农产品、橡胶、木炭和锡自然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贡献。

因此，日本的政治成功可以看作是充满机会主义因素的，只有在冷战时期的那种千载难逢的特殊政治条件下才能使日本获得参与构建的世界市场的机会。这对于像日本这样缺乏各种自然资源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而这种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通过入侵其他国家获得资源或完全开放的贸易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自由市场被欧洲的殖民体系垄断，日本无法获得必须的发展资源。而在欧洲殖民市场在二战后接近崩溃自由市场重新打开后。日本战争没有获得的，反而是战败后在美苏对抗的背景下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经济角度

虽然日本并不是亚洲在战后唯一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但战后日本的国内状况作为一个战败的国家相比于别国如新加坡韩国等要糟糕得多。国家重建的需要、无家可归者的安置以及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日本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更不用说，原子弹的袭击给所有日本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

而日本的经济转型可以分为外部改革和内部改革。外部方面，从1945年开始，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最高统帅开始了经济改革。包括耕地重新分配在内的改革并试图打破传统财阀的垄断，

成立控股公司重组委员会，责令清理后的控股公司和财阀家族上缴股份，纳税后向社会出售。结果，财阀家族失去了股份和资本，子公司之间的控股关系崩溃，财阀趋于解体。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禁止垄断法》和《经济力过度集中》，禁止卡特尔式的商业垄断，指定了“经济力过度集中”的企业并责令其分拆，以防止垄断财团死灰复燃。1948年2月，三井产品分为200多家公司，三菱分为139家公司。

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除了外部变化外，1945年国际贸易工业部(MITI)的成立也对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后来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产业部以产业发展为重点，积极推动国产化生产，抵制进口竞争，授权国外技术。在通产省的监管下，日本国内制造得到了蓬勃发展的时间，通过向某些外国企业发放许可证，日本获得了先进的技术，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此外，平等主义的公司文化取代了家长式的文化，以创造力和效率振兴日本企业。正如索尼的前CEO盛田昭夫所说:“如果把所有的想法都留给管理层，公司将一事无成。”公司的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贡献。”美国的改革，通产省的成立，以及更适合公司的企业文化，积极地加速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并持续影响着日本的“经济奇迹”

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启示

追溯日本的发展，可以看到生活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日本的高品质产品席卷了欧洲和北美市场。经济繁荣带来的工资飞涨使日本人开始关注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这也带来了一些“现代生活问题”。

例如，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住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它在房价方面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由于经济泡沫，城市房地产的价格也与实际需求不成比例。其结果是，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吞噬了可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入。

为了维持高质量的生活，抵消房价带来的负面影响，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决定在保持低出生率的同时削减房屋面积，推迟孩子独立生活的时间。刚步入社会的年轻员工的低工资使他们无法租或买合适的房子。由于这个原因，结婚时间经常被推迟，平均结婚年龄也稳步上升。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

有趣的是，关于住房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在如今社会，多代同堂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住房负担能力对年轻一代已经不够了。社会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81年至2011年的30年间，年轻家庭的住房拥有率有所下降，与家庭成员一起生活显然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经济解决方案因此，从日本到现代住房的例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伴随着对更高标准的消费需求的增加。人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高标准的生活方式，而这将是一个很难轻易改变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