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日军加紧了对中国华北的侵略，秦皇岛、唐山、遵化、密云、通州等地都已被侵占，北平、天津也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虽然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便也不能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坐视不理。

1934年夏，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民族战争取胜的要诀”，其中一点就是全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利用所有的人力、物资来抵抗外国的侵略。

这是蒋介石对日总体战略原则的最初透露。

1935年6月27日，当日本积极进行“华北特殊化”阴谋时，胡适写信给南京教育部长王世杰，力言中国要抵抗日本的侵略，非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并提出了一系列抗日建议。

国民党的众多政要，如王世杰、戴季陶、孙科、居正等人都同意胡适的主张。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王世杰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前途动向自仍视蒋先生决心如何。”

其实这国民党政要当中，只有张治中最清楚蒋介石的想法。

蒋介石曾对这位心腹爱将多次耳提面命：“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战时以努力经营长江流域，掌握陇海铁路为第一要旨。”

之后蒋介石再作“长远考虑”，明确提出：“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地，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阵地；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后方。”

这就是蒋介石“从事持久消耗战”最高战略方针的由来。

胡适的信、蒋介石的计划，在当时都是绝不容许公开的最高机密。

这是因为，国民党方面早在1931年就已经注意到，北京、上海等地的日本间谍活动非常频繁，甚至渗透到南京。这些日本间谍大肆收集中国各地的舆论动向，企图从中研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打算。

蒋介石及军界的高级官员们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都非常担心舆论界走漏风声，是以把对日战略方针当作最高机密来处理。

然而到了1935年7月21日，天津《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却让蒋介石和国民党众多高官吓了一跳。

这篇文章是地质学家丁文江教授撰写的，他通过《大公报》向中国民众大声疾呼：“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四川、江西是我们的乌拉尔，云南、贵州是我们的堪察加……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丁文江这一悲壮的呼声，充分表现出在国难当头之际，高级知识分子不惜任何牺牲代价向国内退军的坚决主张。

蒋介石大吃一惊。

张治中也吓了一跳。

丁文江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也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其足迹遍及中国大部分土地，因此他才能说出那番让蒋介石大吃一惊的真知灼见。

丁文江发表“大家准备到云南、贵州去”这一坚定主张后，胡适、傅斯年等一些著名的教授也参加讨论，并且很快形成舆论。

可以说，丁文江的主张与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秘密计划不谋而合。

虽说丁文江的那篇文章“差点泄露最高机密”，但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得命令军方保持沉默，使日本人觉得只是几个舞文弄墨的搞学问的人在危言耸听。

蒋介石曾对张治中感叹：“了不得，此人了不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了不得，他们懂军事。”

正如他所说，丁文江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著名学者傅斯年曾称赞他是“新时代中国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原教授温源宁则称丁文江的“所知所见实在太丰富了，可以把他看作一部百科全书”。

1935年春夏，蒋介石在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各省实地详察后，于当年7月决定了“四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的基本方针。

8月11日，蒋介石在峨眉训练团对川滇三省各级干部演讲时，郑重指出：“我敢说：我们本部18省哪怕失了15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

或许正是因为抱着有川滇黔三省作为依托的想法，蒋介石先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放弃了南京，迁都于重庆，在解放战争即败局已定也一度打算退守大西南。只不过，他最终还是败给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远走台湾。

参考资料：《草山残梦：蒋氏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蒋家王朝衰变侧记》（华文出版社）、《燃烧的土地：中国军民抗战纪实》（成都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