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连年征战，明朝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中，无奈之下，皇帝只得以向大臣们借款的方式来筹集军饷，进行抵抗。

1600年明朝的财政收入为白银3000万两，勉强可以维持收支平衡。但是崇祯当政后，支持收缴矿业税和工商税的魏忠贤被除掉，东林党人上台，东林党代表着是江南地主和商业士绅的利益，因而由停收了矿业税和工商税，由此使得明朝的财政继续恶化，政府岁入已经不足2500万两。

与锐减的收入相比，军费却因两面作战而节节攀升，1620年，军费已经涨到了2300万两，而到了崇祯的最后几年，面对与满清军队与农民起义军的两线作战，明朝的军费更是只会多不会少，财政状况日趋捉襟见肘。而为了应对满清光辽饷就加征了五次，每次的金额都多达上百万两，民众的负担已经是苦不堪言。

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且率领大军向北京开来。一路上的明军是望风而降，使得李自成一路上没有遇到太多的抵抗，进军神速，直逼北京，而明军军心涣散、战斗力低下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缺粮少饷，士兵和将领们不愿意再为崇祯卖命，所以李自成才能如此快速的逼近北京。

而另一方面，明朝朝廷是真的没钱，崇祯是明朝难得的勤政皇帝，不仅事必亲躬，并且也是绝对的生活简朴，没有铺张浪费，即便是这样，由于巨额的军事开支，使得明朝的财政状况依旧非常的紧张。

崇祯向大臣们借款，大臣们的表现却让人啼笑皆非。

黔驴技穷的崇祯皇帝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满朝大臣们的身上，崇祯希望大臣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慷慨解囊，借钱给自己，让自己和整个大明王朝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但是崇祯失望了。

起初，崇祯希望每位官员能出3万两银子。结果，出钱最多的竟然是太监王之心，拿出了1万两，而内阁首辅魏德藻，竟然只拿出了500两。有的大臣为了躲避捐款，有的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卖，以示自己真的山穷水尽；有的则是在家外面贴上廉价出售的红纸，表示要举家搬迁。

最让崇祯失望的莫过于自己的岳父，京城中的大富豪周奎了。崇祯希望自己的岳父能拿出来10万两白银，但是周奎除了哭穷还是哭穷。在崇祯的一再要求下，周奎仅仅拿出了1万两，还跑到宫里找到自己的女儿周皇后诉苦，皇后拿出自己体己的5000两给到周奎，希望周奎以自己的名义捐出来，作为大臣的表率，帮助国家度过难关。即便是这样，周奎那要从这5000两中扣下2000两，最后将1万3千两捐了出来。

而大臣们有这样的表现，除了大臣们毫无责任感和忠孝之心外，大臣们不肯捐款以及借钱给崇祯，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其一，大明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了，大臣们觉得这样的王朝已经无药可救，也不愿为了这个王朝而玉石俱焚，所以留着钱，即便改朝换代还是自己的，而这个王朝已经不值得他们去付出。

其二，就是崇祯本人，崇祯疑心极重，刚愎自用，但却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因为崇祯个人的原因，枉杀的、害死的忠臣不在少数，袁崇焕、陈新甲、孙传庭等等，面对这些忠臣良将的悲惨结局，崇祯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也就成为了必然。

不肯拿钱给崇祯，却被李自成拷掠出了7000万两。

1644年3月，李自成大军攻进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占领北京后，李自成封刘宗敏为汝侯，节制文官，并且主持对明朝官吏拷掠索饷。整个拷掠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刘宗敏命人特别赶制了五千副夹棍，夹棍上有棱，有铁钉相连，凡不从者，则夹碎手足，同时，命人在门口树立了两根柱子，作为凌迟专用，不少明朝的官员都死在了拷掠过程中。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明朝的大臣们不得以将自己的家底都拿了出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刘宗敏就拷掠出7000万两白银，随即铸成银饼，约数万块，后来用骡车运至西安。

这7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明朝三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早点用作军饷，明朝最后的结局可能真的就能被改写了。而崇祯的岳父周奎也被拷掠出了足足57万两，即便如此，也还是丢掉了性命，为大明王朝做了陪葬，不得不让人感慨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