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南海电信局创建于1949年。同年6月，中南海电信局首批话务员进入中南海。几十年来，中南海的话务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说个名字就能通话的传统未变”，为此，她们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扬。

香山话务员的三条纪律

中南海电信局创建于1949年。这年元月31日，被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达一个半月之久的北平终于宣告和平解放。同年2月，军管会接管了北平电信局。

1949年3月初，为准备中共中央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来北平西郊香山，保证中央通信的需要，北平市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电信接管部部长王诤指示：务必于3月23日前建立香山专用局，后选定香山慈幼院理化馆旧址，作为香山专用局的局址。

装机工程于3月10日正式开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机、线、话务员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奋战，装设自动交换机和无纽人工台；在香山、八大处、玉泉山和青龙桥一带架设中继线和临时专线、安装小交换，还扩充了部分郊区线路，并架通了到市内电话五局的中继线，全部工程于3月23日如期竣工开通。

遴选话务员工作是2月份进行的。一天，北平电信局年轻漂亮的长途话务员颜志明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去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北平市委举办的第一期干训班。她刚到教室，就有人通知她，叫她马上回去见军管会代表李玉奎同志。

她急急忙忙地来到李玉奎办公室。李玉奎严肃地对她说：“你是一名地下党员。党员要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要绝对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

李玉奎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现在，党组织决定你暂停学习，调你去直接为党中央、毛主席服务。任务十分重要，也很紧急。要离开家庭，到新的地方去。”

颜志明听后，站起身说：“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李玉奎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向她宣布三条纪律：一、不准和任何人联系，包括不准和父母通信；二、到岗后不许随意走动、外出；三、不许出任何差错，并严守秘密。

谈话第二天，颜志明和刘玉茹、祝静姝、张景兰等同志被送进香山大院，成了话务班的第一批话务员。

她们来到香山，便投入到建立香山专用局的工作中。

中南海的女话务员

香山专用电话局建成后，周恩来前来视察，他对使用自动电话提出了意见，认为拨号电话不如人工电话方便，于是中央办公厅的叶子龙、汪东兴立即找到有关同志，要求马上想办法，限一天改完。有关同志立即带领机务人员进城，从原国民党联勤总部拉回一台磁石交换机和若干单机，线务员重新装机配线，只用了一天多时间，及时为中央领导装上了人工电话。

1949年4月，为保证部分在西郊的中央军委和中央单位的电话通信需要，将围城期间被国民党军队破坏的西郊28局局所进行修复，于4月27日开始装设共电复式人工交换机，至5月19日竣工开通。

随着中央逐步转入中南海工作和筹备第一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为加强保密和提高通信效率，北平电信局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决定，于1949年6月26日开始筹建中南海专用局。1949年7月15日，中南海电信局竣工开通。看着漂亮的大楼和崭新的设备，局里的同志们都非常激动，大家提议让毛主席题个字吧！

过了几天，叶子龙送来了毛主席的题字，只见上面写着六个大字：中南海电讯局。主席的字自然是好的，不过曾任香山专用局局长的彭润田却觉得，应该把“讯”改为“信”。他把情况向叶子龙说明，叶子龙把题字拿回去给毛主席改，第二天，叶子龙送来了新的题字：中南海电信局。从此，中南海电信局正式诞生了。

中南海专用局开通后，香山局作为党中央通信服务的专用职责即告结束。而颜志明等同志也离开香山，随中央机关迁入中南海，成为中南海电信局的首批话务员。

作为中南海的话务员，她们感到无比幸福。当她们初次从交换台上听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历史巨人的声音时，她们竟然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泪水。

这些在北京长大的姑娘，能够走进红墙，直接为这些伟人们服务，的确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莫大的满足。但是，有一个难题也困扰着她们，有时在首长们浓重的地方口音面前一筹莫展。有一次，一位话务员接到毛主席的电话。这位话务员本来就有点紧张，再加上主席的湖南口音，听完后，这位话务员却不知所云。幸好主席察觉到了，又很慢地重复了一遍。原来，主席是要刘少奇同志听电话。

这件事，对话务员们触动很大，于是她们便开始苦苦揣摸各地的语言、方言，经过一番苦练，她们很快就适应了首长们的各地地方口音。

但她们并没有满足，而是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服务水平。由于她们苦心搜集，她们对首长与通信有关的一切细节都了如指掌。首长的秘书是谁，警卫是谁，常和谁联系，常去哪里，甚至连诂机放置的位置，都清清楚楚。几十年来，她们把这些融入服务之中，做到了只要首长说个名字，就能马上接通电话。

由于话务员对首长的习惯很熟悉，以至她们摇铃的长短轻重都有区别。话机离首长近些，摇铃就轻些、短些，话机离得远些，铃就摇得长些重些；估计首长已经休息，就摇得轻些、长些。

不同的习惯，摇铃也不同。周恩来总是要处理各种事务，所以，精神亢奋些，只需轻轻一摇，电话就接了；而毛主席往往沉于写作或思考之中，所以电话就摇得重些。强烈的责任心和热情的服务，使她们很快就获得了首长们的信赖。首长们开始把一些属于秘书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放心地交给她们。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会议通知。时间久了，连很少开玩笑的少奇同志，也在电话里戏称她们为“电话秘书”了。

话务员们工作认真细致，她们能随机果断处置一些紧急情况。

有一次，周总理的专车正在向北京西郊某地疾驰，在行至动物园附近时，交通信号灯刚刚由红灯转为绿灯后，仅一秒钟，又变成了红灯。总理的车刚要起步，又不得不停了下来，总理正在纳闷时，穿白色制服的交通警察走近总理的专车跟前，向已经下车的总理敬了一个礼，报告说：“接中南海电信局话务员转达的通知，刘少奇主席请总理立即回中南海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周总理听后，马上叫司机掉头，驰回中南海。因为总理知道，既然信息出自中南海那些非常负责的话务员之口，那就肯定不会有错。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赞扬这些话务员说：“世界上哪一国的妇女也没有我们这些女同志本事大。只要告诉她要找的人，即使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她们也总能千方百计地给你找到。”

这次找周总理，话务员们也是费了一番心机。这天，周总理刚刚离开办公室，刘少奇就打来电话，请总理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周总理日理万机，从黎明到深夜，往往一天要去十多个地方，上午在大会堂开会，下午就可能深入某单位听取汇报，而晚上可能又到了外地去视察了。这些日程，又是属于机密。但是，只要有重大事情，中南海的话务员就能千方百计地把电话接到总理身边。

这天，话务员接到少奇主席的电话后，经多方询问，得知周总理乘车去西郊某地，至于最终目的，则谁也不知。话务员在对总理的出车时间，可能走的路线进行分析后，果断地把电话挂到了动物园附近的交通岗楼，请值班交警转告路过此地的周总理。就这样，她们圆满地完成了少奇主席交办的重要任务。

结语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中南海的话务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说个名字就能通话”的传统一直没变，这给中央领导同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大家或许不知道，这样的超一流服务是在设备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做到的。当北京普遍用上自动电话时，她们还在人工接转电话。当北京大面积推广程控电话时，她们手上的设备还是其他地方开始淘汰的步进制、纵横制。再后来，虽然设备已经更新了，但由话务员人工接转电话的方式却依旧。因为，如果没有话务员这一环节，电话就可直接拨向任何一位领导人的办公室或床头，这样，我们的领导人就成天只能接电话了。

由于她们的精湛的业务素质，她们细致周到的工作态度，她们忘我的责任心、事业心，非常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交办的重要事宜，时时刻刻地保证了通信畅通，为此，她们也获得了殊荣，从1963年起，她们就成了全国邮电系统的一面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