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掌权时，索尼、鳌拜等忠于顺治的大臣，说得好听是在养精蓄锐，说得难听就是被尽情的蹂躏。

顺治初期，清朝的统治者明面上是顺治，实际上却是多尔衮。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顺治在皇极门举行即位大典的同时，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自此在待遇、权力上他开始凌驾于诸王之上。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被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此后多尔衮一应待遇俱与皇帝无疑，如遇围猎、出师时，王公贵族，上至亲王，下至百官皆要前往“列班跪送”，若回到王府时，他们还需送至府门。同时如遇元旦、庆贺礼时，文武百官在朝贺顺治后，就需去朝贺多尔衮。

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更是以战事所需，调兵不便为由，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如此，此时多尔衮的权力已形同皇帝，而多尔衮亦利用这个权力将亲信安插在朝堂各个要害部门，朝政几乎为多尔衮所控。次年，多尔衮又迫使顺治下诏：“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此后多尔衮无需再向顺治跪拜。

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为了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的名正言顺，他又迫使顺治下诏晋升他为皇父摄政王，成为了顺治法理上的父亲。此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所用礼仪排场俱于皇帝无疑，而后多尔衮在未奉皇帝旨意，所颁布的诏书一律称诏下旨，更甚者“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即诸王、贝勒、贝子、公等每日议事不再前往皇宫，而是需前往多尔衮的王府候命。

在当时，多尔衮就是借助着这等权势滔天，等同皇帝的权力，在朝堂上是为所欲为，更是大肆打压反对他的文武百官，而那些忠于顺治帝的百官因局势所迫，对多尔衮的所作所为，是敢怒不敢言，只能任由他胡作非为，更有甚者，诸多忠于顺治的大臣还被多尔衮是百般迫害，而他们亦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只能是委曲求全的活着，美其曰养精蓄锐。

如鳌拜，这位死忠于顺治的忠臣，曾三次被多尔衮以死罪论处。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贝子屯齐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又包庇豪格的种种罪状，而后多尔衮借此兴起大狱，严讯那些反对自己的重臣，鳌拜亦被牵连，并被多尔衮以欲立豪格、与诸人盟誓等罪名论死，后得旨“罚锾自赎”。同年四月，多尔衮又以皇太极死时“擅发兵丁守门”为由，将鳌拜再次论死，后改革职为民，再后得旨免革职。

顺治七年（1650）七月，多尔衮以“违令渎请”为由，追究鳌拜包庇贝子锡翰之罪，论死，后改免死罚赎、降爵。多尔衮当政期间，鳌拜在短短二年的时间，三次被论死，虽每次都侥幸逃脱，但其所受打击之严酷、境遇之窘迫由此可知。可就是这样，鳌拜亦无可奈何，他虽至死都效忠于大清皇家，但对于多尔衮的擅权自重，党同伐异，鳌拜却是什么都做不了，他能做的就是自保，然后等待时机。

再如索尼，他同鳌拜也是一样的境遇，虽至死不依附多尔衮，但对于多尔衮的擅权行为亦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没有任何可阻止的实力，索尼能做的就只是明哲保身，尽量保全自己的性命，等待时机。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不久，索尼就被多尔衮以“内库的漆琴私自赠与他人”的理由被削爵。顺治五年（1648年），贝子屯齐诬告索尼谋立肃亲王豪格，欲谋反，论罪当处死，后予以从轻处理，索尼被夺官抄家，前往昭陵守陵。

总得说，多尔衮掌权时，索尼、鳌拜等忠于顺治的臣子都在被多尔衮打压，如鳌拜就被三次论死，索尼也曾被论死一次。而他们虽被多尔衮用尽各种方法打压，却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实力，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的明哲保身，等待复仇的最佳时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