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朝中，皇储的确立始终被视作国家头等大事，不仅事关血脉传承皇朝，而且关乎国家社会和政局的稳定。自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后，皇帝便成为国家统治核心，由于治理国家和传承皇权的需要，选立皇储就成为每一任皇帝首要解决的问题。

皇储的选立最早可追溯到汉高帝刘邦册立嫡长子刘盈为皇太子一事，自此之后的历代皇朝都实行嫡长子立为皇储的继承制度。但皇储难免会遇到先于皇帝早亡的情况，

造成皇帝再度选立和培养皇储的难题

，此种情况亦发生在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

皇太子杨昭的册立与早逝

隋炀帝继位后并没有像其父隋文帝一样即刻册立嫡长子为皇太子，而是命自己的嫡长子杨昭留守京师长安，自己转往东都洛阳。直到第二年正月，在洛阳的隋炀帝才遣使者赴京师长安，正式册立嫡长子杨昭为皇太子。

隋炀帝没有立即册立皇太子的主要原因是他忙于平定兄弟的叛乱和处理其父亲杨坚的后事。隋炀帝继位后，召回其弟汉王杨谅回朝。然而，杨谅因为蜀王杨秀被废为庶人而内心不安，加上外界盛传其父为兄弑杀的谣言，再加上并州还有有关杨谅登基的预言，这更加助长了杨谅反叛的决心。

因此，汉王杨谅拒不归朝，并于当年八月发动叛乱。随即，隋炀帝派遣尚书左仆射杨素出兵讨伐汉王杨谅，最终在九月平定了叛乱。在平定汉王杨谅之乱后，隋炀帝开始着手处理其父隋文帝安葬事宜，将其葬于太陵。在处理完上述事情后，隋炀帝在其登基后的六个月，最终册立嫡长子杨昭为皇储。根据记载，杨昭生于开皇四年正月初五，是隋炀帝与正妻萧氏所生之嫡长子。

杨昭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仅二十二岁，正值壮年。成为皇太子后，他继续留守京师长安，稳定了隋朝大本营关陇地区的局势。次年，杨昭遵从其父隋炀帝的诏命，前往洛阳向其汇报长安情况。数月后，他准备返回京师，但因未获隋炀帝允许而未能留在洛阳，不幸于行宫途中因劳疾去世，年仅二十三岁。隋炀帝对皇太子杨昭的早逝感到十分悲痛，下诏命虞世基撰写哀策文，并追谥其为“元德”皇太子。

“立子”与“立孙”的艰难抉择

大业二年，皇太子杨昭病逝于长安

。此刻，确立不到半年的皇储之位再度空悬起来，对于隋炀帝而言如何选定皇储，就成为其皇帝生涯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然纵观隋炀帝一生，其子嗣不旺，除了早亡的皇太子杨昭外，其仅有次子齐王杨暕和三子赵王杨杲这两个子嗣。

次子杨暕，是萧皇后所出嫡次子，故太子杨昭的同母弟。宇文化及作乱于隋炀帝大业十四年三月，上溯三十四年，可以推断杨暕出生于开皇五年，比其同母兄故太子杨昭小一岁。

三子杨杲，萧嫔所生的庶子，史籍未记其生年。但可根据《隋书·赵王杲传》：“年七岁，以大业九年封赵王。”我们可以推断杨杲当生于大业三年，在故杨昭逝世后的一年才出生。

然而隋炀帝立储的人选除了上述的次子杨暕与三子杨杲外，其嫡长子故太子杨昭的三个儿子作为长房皇孙也是皇位传承的可能人选。杨倓生于仁寿三年，杨侑生于大业元年，杨侗的年龄并无史书记载，但杨桐至少生于大业元年。故杨昭三子按年龄顺序依次为：杨倓、杨侗、杨侑。

故太子杨昭三子中，杨侑是其元妃韦氏所生，是隋炀帝的嫡长孙，地位最为尊贵，但其父杨昭崩逝之时，其年仅三岁，年龄过于幼小。杨昭其余二子，与杨侑年纪相差不大。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隋炀帝在有子嗣的前提下，其若要选立皇储只有两种选择：一者立子，从已有的皇子或将来可能诞育下来的皇子中选取一人立为皇储；二者，遵照前朝旧例，立故太子杨昭之子为皇太孙。

此外，无论隋炀帝立子还是立孙首要遵循的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嫡长继承制原则，这在隋朝已有的三位皇太子身份上已有所体现：废太子杨勇为隋文帝嫡长子、隋炀帝为隋文帝嫡次子、故太子杨昭为隋炀帝嫡长子。

但很显然，隋炀帝并不着急过早册立皇储，反而将皇储之位空悬，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选立皇储一事漠不关心。

隋炀帝不立皇储当有以下几点考量：一是自己此时正值壮年，春秋鼎盛之时，身体康健，并不急于立定皇储；二是可能立储的立储人选大都年幼，除嫡次子杨暕已经成年外，故太子杨昭三子过于年幼；三者，隋炀帝认为自己将来还有其他子嗣诞生，或许有资质更佳的人选。

四者，一旦皇储被确立，容易成为有夺嫡之心皇子及反对势力的攻讦对象，不立皇储反而是对中意皇储人选的保护。

次子杨暕的“立”与“废”

隋炀帝虽没有立定皇储，但在大业四年以前，其最为倾心的立储人选当是次子齐王杨暕。从礼法上讲，杨暕乃是皇后萧氏所出的嫡次子，在其兄杨昭病逝后，是隋炀帝杨广实际上的嫡长子，自然是最有可能的皇储人选；从才能而论，杨暕颇涉经史，尤工骑射，堪称文武双全；从年龄而言，杨暕与其兄故太子杨昭相差仅一岁，杨昭薨逝时，杨暕二十二岁，已进入人生成熟阶段，亦符合继立要求。

此外，杨暕的三位侄子过于年幼，且按照宗法社会下皇室传位的旧例，父子相继是最名正言顺的传位方式，越过诸子册立皇孙，往往会造成叔强侄弱现象，甚至引发因皇位的反复争夺而导致骨肉相残的危局，有过争储经历隋炀帝自然会考虑到这一点。

故太子杨昭病逝后的两月，杨暕进封河南尹、开府仪同三司，执掌两京。此外，隋炀帝将原属皇太子东宫的两万余人，调属杨暕，原太子行参军杜正玄转为齐王记室，原太子学术庾俭亦转为杨暕所属。在见证隋炀帝的上述种种举措后，朝野内外一直认为杨暕是皇帝瞩意的皇储人选，不久就会被册立为皇太子。隋炀帝杨广不仅对杨暕恩宠日增，更是以储君的标准去培养杨暕，以柳謇之为齐王府长史，令其辅佐杨暕。

在隋炀帝的宠爱和内外朝臣的拥戴下，杨暕自认为储君之位，非其莫属。自大业三年后，杨暕屡有行为不法、骄奢淫逸之举，且大肆宠信奸佞、任用小人。其不仅公然违反禁令，默许各级官员随意出入齐王府，更是日夜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与韦妃姐元氏私通并产一女。此外，杨暕在未经隋炀帝同意，擅自纳柳女为妾，导致隋炀帝不悦。

特别是杨暕明知其父隋炀帝个性自负而好大喜功，竟然在其大猎汾阳宫之际，令左右遏止隋炀帝从官，使兽不得前，导致其会猎竟未有得。杨暕的斑斑劣迹渐招致隋炀帝对其不满，甚至厌恶，父子间的关系也渐渐走向疏离，最终因失爱于隋炀帝，而与皇储之位无缘。

隋炀帝对杨暕失望至极后，开始筹划布局如何惩治杨暕。首先，隋炀帝根据治书侍御史陆知言对杨暕的不法行为而提出的弹劾，不仅没有袒护，反而对杨暕治罪。其次，隋炀帝不仅密令百官收集杨暕不法行为的罪证，而且派兵搜查齐王府，更因知晓杨暕私通妻嫂而产女一事，对杨暕从重处置。因杨暕获罪一事，隋炀帝更是将辅佐杨暕的齐王府属官如柳謇之、张衡等人贬谪外放。

面对隋炀帝的不满和疏离，杨暕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过失，及时悔过，以求挽回圣心，反而以压胜巫蛊之术求自保，最终为隋炀帝获知。面对杨暕一系列荒唐的行径，隋炀帝对这位曾经心爱的皇子，一度想要杀之以正法度。

但杨暕毕竟系隋炀帝爱子，或是舐犊情深，隋炀帝并没有对杨暕痛下杀手。但自巫蛊一事以后，隋炀帝不仅不让杨暕参与政事，对杨暕也开始多所防备，如常令武贲郎将监视齐王府举动、宿卫齐王士兵皆是老弱士卒，隋炀帝每次出巡时，也必带杨暕随行，深怕杨暕留京生变。

对杨暕失望后转向皇孙的培养

隋炀帝在处置完杨暕后，如何选择皇储的问题再一次摆在其面前

。隋炀帝并没有考虑三子杨杲，一者，杨杲是庶子，从宗法意义上讲，不可能越过嫡次子杨暕和诸位嫡孙；二者，故太子杨昭及齐王杨暕背后的文臣武将皆不可能支持与自己并无渊源的庶出皇子；三者，皇后萧氏尚在，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萧氏必然支持立自己所出的子孙为皇储。

隋炀帝的注意力也确实开始转移到故太子杨昭的三个儿子身上，试图培养三个皇孙，并从中选定皇储。在当时，杨昭三子也确实表现出了其父的遗风，在才德上确实十分突出，这在史书上相应的记载。

隋炀帝对故太子杨昭所出的三个嫡孙也确有着不一样的重视，在故太子杨昭死后，杨倓、杨侗、杨侑三人分别被晋封为燕王、越王、代王。有隋一代，封一字亲王者必是皇帝亲子抑或者皇帝之亲兄弟，杨昭三子作为皇孙按例只能封为郡王，三人却由郡王升为一字亲王，足见隋炀帝对三位皇孙的厚爱。但三位皇孙年龄尚幼，很难预测成人后的品性学识的优劣，隋炀帝自然需要好好考量一番，进而做出选择。

若按照传统的立嫡立长的储君册立原则，三位皇孙中，代王杨侑是最合适的人选，杨侑乃是元德太子杨昭正妻韦氏所出，是元德太子杨昭的嫡长子，同样是隋炀帝的嫡长孙，出身最为尊贵，在其父元德太子死后，特别是隋隋炀帝唯一的嫡子齐王杨暕失去皇位继承权后，代王杨侑自然成为最符合宗法制度的皇储的不二人选。除此之外，前朝也有册立皇太孙的旧例在前，隋炀帝按照旧制立杨侑为皇太孙，并不会遭遇朝野内外的阻力。

但隋炀帝或是考虑到杨侑在太子三子中年龄最幼，能否承担大任尚未可知，故而并没有依照旧制立即册立杨侑为皇太孙。杨昭其余二子中，杨倓年纪最长，又颇得隋炀帝所喜，史载隋炀帝对杨倓“特所钟爱”，而常置隋炀帝身边，杨倓此时已六、七岁，是隋炀帝子孙中除了齐王暕之外，年龄最长之人，然其母为大刘良娣，属庶出；杨侗虽也是庶出，不过，其性宽厚，亦为隋炀帝所见重。由此可见，隋炀帝对于杨昭三子都很关爱和重视。但在三位皇孙之中，从隋炀帝历次出巡所留守京师和东都的人选中，却又能看出隋炀帝当是更倾心于培养杨侑和杨侗二人。

隋炀帝以杨侗留守东都的同时，又另遣杨侑镇守京师长安。在隋代，皇帝出巡，皆留储君在都城之中镇守，以防止发生变故。这一惯例，自废太子杨勇、隋炀帝为太子时便已形成，历来隋文帝杨坚出巡之时，皆留皇太子在京城留守。隋朝实施两京之制，以长安为京师，以洛阳为东都。隋炀帝朝曾多次让杨侑、杨侗二人分别留守京师和东都，此种举动，或是借外出之机，有意培养二者作为储君的应变和处理政务的能力。

但从隋炀帝分配给杨侑、杨侗留守的地点以及配置的辅佐官吏人员来看，则能明显看出隋炀帝更倾心于杨侗。论及二人的留守地点，杨侗所留守的洛阳重要程度明显高于杨侑所留守之京师长安。这是因为隋朝虽然实行两京制，以长安为正式首都、洛阳为陪都，但到了隋炀帝一朝，隋朝的政治中心却转移到了东都洛阳。

隋炀帝在平定汉王杨谅叛乱后，即发现洛阳的重要地位，故在仁寿四年十一月癸丑，颁行营建洛阳诏令，详细述说洛阳的重要以及营建东都的必要性。隋炀帝认为东都洛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位于天下正中，连接着三大水系，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也利于将江南的贡赋运送到京；此外，隋炀帝将东都洛阳作为政治中心，也便于其对山东地区的掌控。

故此，隋炀帝一朝杨广留驻东都的时间远长于在京师长安的时间，东都洛阳也成了实际上的首都。隋炀帝一朝政治中心在洛阳，而隋炀帝将杨侗留守在东都洛阳，可看作对杨侗重视的表现。其次，隋炀帝给杨侗安排的辅佐官员多位高权重且人数多于杨侑，足见隋炀帝更偏爱杨侗一些，在当时杨侗当是隋炀帝心中排名更靠前的储君人选。但隋炀帝若立杨侗为皇太孙，越嫡立庶的举动显然会引起朝局动荡，只有等到两位皇孙成年后，再进行抉择是为上上之策。

纵观隋炀帝一朝，自元故太子杨昭病逝后，隋炀帝皇储的人选有次子杨暕和两位皇孙杨侗、杨侑三人，但隋炀帝始终没有正式册立皇储，这也就为隋末隋炀帝被弑杀前后各方势力的皇位之争埋下了伏笔。

结语

一直以来，学界都将目光集中在杨勇与杨广的皇储之争上，对于隋炀帝时期的皇储研究鲜有涉及。研究隋炀帝立储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权力关系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和研究价值。隋炀帝作为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皇帝，其政治决策和行为对于隋朝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立储作为一项涉及皇位继承和权力传承的重要政治决策，对于隋炀帝及其时代的政治文化和权力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研究隋炀帝立储的背后政治文化可以揭示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揭示皇帝及其官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

隋炀帝立储背后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不仅是隋朝皇帝们对于皇位继承和权力传承的认识和看法，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一些共识和思潮，对这些文化和思想的分析和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隋炀帝时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潮。研究隋炀帝立储涉及权力传承和权力分配的问题，可以探讨隋朝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隋炀帝立储背后的权力分配和权力斗争，涉及皇帝、太子、皇子和官僚等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纠葛和权力斗争。

通过研究这些权力斗争和权力传承的问题，可以深入了解隋朝的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包括皇帝与官僚、皇帝与皇子、皇子与皇子之间的关系等等。此外，隋炀帝废立储君的事件也对于研究封建王朝的家族政治、王室争斗和权力传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隋炀帝废立储君的事件，可以深入探讨封建王朝中权力传承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更好地理解封建王朝的政治结构和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