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监国制度，就是

当皇帝因某种原因(巡行、疾病、政变等)暂不能亲自主持政务

时，授权储君理政，代表皇帝决断军国大事。

而若说起监国制度最为独特的，那莫过于明朝了。

不仅太子、太孙可以监国，甚至连藩王都可以监国。

为何明朝的监国史如此独特？明朝的监国制度究竟有何不同？

太子朱标监国

明朝监国制度是否始于太祖时期，各学者仁者见智。

《明史纪事本末》中《太子监国》开篇所记成祖时期太子朱高炽监国

，这间接表明清朝学者谷应泰认为明朝监国制度始于成祖时期。

徐卫东在《明朝皇位继承中的监国》等文中通过一系列史料分析

明朝监国制度始于太子朱标，成为一种定制，并为朱棣所继承，以朱高炽监国为典范。

尹霄在其学位论文《明朝监国制度研究—以朱高炽为中心》中指出

“洪武时期最起码已经有了让太子监国的初衷和设想之一”

，而且洪武初衷也是朱高炽得以监国的历史原因。

从监国制度发展的种种史实来看，太子监国对君主权力的分割而带有危险性的影响越来越大。

因此对于太子监国，朝臣是有顾虑的，特别是宋代。

然而在明太祖眼中并非如此，因此敢行监国之事，《明太祖实录》载：

“今基业已成，命尔标为皇太子，于戏！……兹正位东宫，其敬天惟谨，且抚军监国，尔之职也。”

册文中清楚的说明抚军监国是太子的法定职权，太子责无旁贷行使这一权力。

《明史》还载：“（洪武）十年，令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谕曰：‘自古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人情，周物理，故处事咸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

不难看出太祖让太子监国预政，出于守成之君生长深宫，未尝创业之艰辛的考虑。

监国作为一种锻炼，以备将来君临天下。太祖摒弃太子监国的负面效应的传统看法，

认为监国是太子的职能所在，并且是良好的练政机会

。

这也是太祖让太子朱标监国的初衷。太祖曾对李善长说：

“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

”可见，建国之初，军旅未息，太祖常亲征，客观上给朱标留有很多的监国机会，而且太子监国时，皇帝也会指定心腹之臣辅助，以免有失。

皇太孙朱允炆监国

朱允炆并不是在朱标在世之时册立为皇太孙。

天有不测之风云，朱标巡陕之后，大病而英年早逝。

国本立了二十五年又回到了原点，朱元璋悲痛之余，既出于对太子朱标的感情，又严格按照封建嫡长制继承的原则，以及保持朝臣团结等方面的考虑，

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册立朱允炆为皇太孙

。

朱允炆比之父亲太子朱标，更是生长在深宫之中的皇家贵胄，不知创业艰涩，缺乏问政经验，仁柔寡断，英气不足，但是太孙性情温厚，颖慧好学。

所以皇储一经确定下来，朱元璋按照朱标的监国模式对年幼的皇太孙不遗余力地进行培养。

皇太孙监国训政期间，最为经典的是其对刑律的改定。

“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

申明刑法，不过是为了辅助教化，凡律例中涉及五伦的，都应当适当地修改，以顺乎人情。

朱高炽六次监国

朱高炽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册立为燕世子。

成祖靖难举兵，以道衍、郭资、顾成等辅助世子守北平。

世子善拊士卒，

“严肃部署，整修守备，城中宴然”

，并多次“乘机遣勇士缒城，夜斫景隆营，杀伤甚众”。

跟从李景隆北征的瞿能，“与其子帅精骑千余攻张掖门，垂克，景隆忌之，令候大军同进”，世子趁机巧妙地组织城防，“燕人夜汲水沃城，方大寒，元年十一月。冰凝不可登，景隆卒致大败”。

朱高炽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正确的判断力，仅以万人挫败李景隆五十万来攻之众，北平城得以保全，使成祖能够袭大宁，获得蒙古骑兵朵颜三卫。

至解永平之围，成祖称兵已三年，亲冒矢石，乘胜逐北，有的所克城邑，燕兵离去旋复为朝廷复守，三出三返，所据仅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可见世子居守北平之如此艰辛与得力守护。

靖难期间，成祖能专意用兵于外，无后顾之忧，朱高炽功不可没。

而且世子居守北平得到了宝贵的实际行政经验，锻炼了政治军事才干，是成祖得力的战略后方，为其日后立太子，得以监国获取政治资本。

1402年，朱棣继位，号永乐，然而成祖并未效仿太祖，

在即帝位的同时立即册封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仅仅命其以世子身份继续居守北平。

至永乐二年（1403）三月，世子朱高炽得以册立太子

，这其中颇有一番曲折。

成祖靖难称兵，世子坚守北平，以万人拒景隆五十万来攻之众，北平赖以保全，功不可没。

世子仁厚淳爱，天下归心，颇得儒臣的尊敬。

朱高炽被册立为皇太子是理所应当的之事。

纵观朱高炽六次监国，前三次与成祖迁都巡狩北京有关，监国时间都超过一年半之上，其中三次监国时间最久，与迁都关系最深，并且自十九年（1421）起，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

除三次监国，其余与成祖北征有关。

后三次监国时间在半年左右甚至仅数月，迁都北京后距离缩短，所耗时日缩短。

由此可见成祖对太子寄予厚望，悉心教导太子任用贤臣，虚心纳谏，严机务，勤勉奋政，还任命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等辅导太子。

并命礼部奏定相关事宜，对监国礼仪以及太子权限规定极为详细。

统筹观察，监国的仪制规范也非一次完成，分别在十二年（1414）、十三年（1415）进行两次补充，最后定制，赋予太子较大的权限。

根据史料，太子的监国权限是弹性变化的，视实际情况而定。

朱高煦“每从北征，在成祖左右，时媒孽东宫事，谮解缙至死，黄淮等皆系狱”，成祖“反疏高炽亲高煦高燧，北征复命皇长孙留守北京，其做法基本上是权术的运用。

目的在有效掌握亲王，对太子发生制衡作用。……其借故株连太子身旁近侍，当然亦是防范太子势力的过大。”

太子的地位实在是危如累卵，这使得太子监国权力有所减小，在十五年（1417）制定的东宫留守事宜中反映出来，“近侍官内使传令旨处分事者所司行之仍据实奏闻”，而七年奏定是常事不必奏闻的；

“内外文武大小官员俱从行在吏部、兵部奏请铨选”，这就否定太子决定常选的权力；

“……等官丞、各处土官有犯，俱奏请收问……”，无疑缩小了太子司法过问范围。

而

“晚有疾，鲜御外朝政事，悉付皇太子决之”

，成祖晚年多病，太子的权力才有所扩大。

皇太孙留守京城

比起皇太子受到成祖猜忌与打压，皇长孙朱瞻基自幼获得成祖钟爱与信任。

朱瞻基聪明英锐，勇智过人，

成祖认为他是宗社之灵，“他日太平天子”

，并对他悉心培养。

永乐七年（1409），从幸北京，令观农具及田家衣食，知稼穑之艰难。

八年（1410），成祖征沙漠，命留守北京，并委派“能通达政体，谙练章程，称股肱之任”的户部尚书夏元吉留辅，奏定皇长孙留守北京相关事宜。

由此看出皇太子与皇太孙分别监国于南北，皇太孙受北行在，南东宫的制约，局限性比皇太子更大，具有鲜明的临时性和地方性。

在权力层级中，似乎是

皇长孙处于皇太子之下

。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北京接近于战事前线，而南京距离塞北行在远，且交通经过北京而南下，成祖便于指挥调度，将北京作为驻跸之地，北京是南京与塞北行在的中间站，皇长孙是成祖与太子间的中间人，沟通南、北两京，留守北京的皇长孙是成祖在北京的代理人，他的权力来自成祖的移交，

“皇长孙的地位名虽臣属太子，实际上权力又远超过这种臣属的关系”

襄王监国

洪熙元年（1425）六月，仁宗宾天，时为太子的宣宗还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监国，由南京奔丧至少一个月，而汉王朱高煦仍野心不改，招兵买马，蠢蠢欲动，密探到仁宗死讯，谋伏兵在路上拦截太子。

朝廷为防他变，秘不发丧，封锁仁宗驾崩的消息，

太后密令襄王朱瞻墡监国，并以夏元吉辅助，以待宣宗北上。

由“太后密命公（夏元吉）留佐襄王监国”以及当宣宗回驾之时问及夏元吉是否安在而蹇义不能回答，可看出此时的襄王监国处于一种秘密状态，

监国时日为仁宗崩至宣宗回驾，大概一月左右，“凡军国事悉命会裁处”，共同裁决军国大事，因此监国权力并不是很大。

此次监国是成功的，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政局的稳定，也一定程度迷惑伺机夺权的朱高煦，使得宣宗顺利即位。

襄王监国虽是秘密监国，却是明史上一次

藩王监国

。

结语

监国制度自产生以来，几经发展至明朝。而

监国制度是明朝制度中一项成熟的制度，并得以充分实施。并且明朝的监国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无论是以朱高炽监国为代表的代理型监国，还是以郕王朱祁钰为代表的防御型监国，皆起到

维护皇权

的作用。

同时，监国为各类监国者提供一个合法而充分的参政平台。监国者身边往往团结一大批贤臣明吏，并能够做到

积极运用监国之机施展才能，积累政治经验

。

也正因此，监国往往能够取得良好效果，有明一代，监国制度在维护国家政务正常运转、皇位继承、国家命运扭转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