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

神光意难候，此事终蒙胧。

在长诗《牵牛织女》中，杜甫这样写道，意思是：什么牵牛织女，有谁见过？就是个无聊的传说。杜甫认为，每逢七夕，上至公卿、下至平民都在祷拜，不惜通宵忙碌，毫无意义。柳宗元也持此论，他在《乞巧文》中讽刺道：“观者舞悦，夸谈雷吼。”视七夕的繁华为伪诚、低俗，他更愿钝朴愚直。

杜甫、柳宗元不愿被喧闹裹挟，认为民俗活动“无根据”“无意义”“格调不高”。

唐代是传统民俗转型的关键期，旧民俗的巫术色彩仍强烈，新民俗尚未成型。然而，经唐人创造性转化，变成今日诸多民俗的直接源头，为民族精神的构建提供了内在凝聚力。

为什么杜甫、柳宗元等文化精英反对，唐人仍能将民俗发扬光大？如何应对管理与普及之间的冲突？如何消化负面因素？为何设计出来的许多“好民俗”没生命力？如何把民俗变成“细糠”……

两卷本《浮世长安：唐代的民俗与人文》（程蔷、董乃斌著，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给出了思考。该书是多年前出版过的学术书籍，题为《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作者们不是简单抄撮“唐代曾有哪些民俗”，而是努力探究“唐代为什么会有这些民俗”。随着“传统文化热”，以及各方疾呼“找回节味”，本书修订版可谓应时而生，它正好匹配了人们的关切。

多元化时代更需身份认同，而民俗是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本书涉及的唐代经验仍有启迪价值。

爱玩会玩的才是唐朝人

中和节、花朝节（二月初二）、中秋节、冬至、端午节、重阳节……它们都是从唐代起，才成正式节日。春节放假始于唐，人日（元月初七）在唐代达最高峰，清明与寒食合并亦在唐代。

唐人爱过节，且过得与以往不同。以寒食扫墓为例，“礼经无文”，只是“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到后来，唐玄宗不得不妥协：“许上墓拜扫……不得作乐。”他不知道，上坟只是人们为踏青、郊游找的借口，“作乐”才是重点。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节俗都会从早期的神祝、信仰、祭祀、禁忌，转向追求娱乐，即从“娱神”到“娱人”。

如本书指出：“（唐代）几乎所有节俗都冲淡了崇神敬鬼的色彩，降低了悼亡念祖的成分，都大大地增强了亲近大自然，享受大自然，充分领略现实人生和享受人生的意味。”对此，再怎么抱怨“风俗薄恶，人不知教”，也没用。

唐人对于玩是认真的。以赏花为例，普通人“每至春时，结朋连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鞍，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则驻马而饮”。权臣杨国忠发明了“移春槛”，即“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人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观赏”。唐玄宗则“每至春时旦暮，宴于宫中，使妃嫔辈争插艳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

为一盆好花，不惜翻高墙进寺院去偷的，才是唐人。每到元宵节，长安城万人空巷，宫女也可去民间观灯，“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

唐人爱玩、会玩，因经济发展、贵族社会渐转向平民社会，加上唐代皇帝相对开放。每到清明节，唐中宗便组织重臣办拔河比赛，韦巨源、唐休璟这样的高官因年迈败北，倒在地上，“久不能起”，唐中宗却哈哈大笑。

“爱玩”教人学会共情、悲悯

不少人认为，“玩”是一种恶德，会让人堕落。唐人却玩出了高度：唐朝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却出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性节日——“七夕”。

唐代之前的“七夕”，本由男性主导（即使到唐中期，也是男女同过“七夕”），牛郎织女传说虽早，但还有很多其他传说。比如传说汉武帝生于此日，每年“七夕”之夜，西王母携千年仙桃降临（三次被东方朔偷走），来之前，会派三青鸟报信。此外，陶安公在此日成仙，仙人王子乔在这一天乘鹤回家探望，这一天还是汉代的晒经书日……在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中，称牛郎织女的故事发生在八月，而非“七夕”……

传统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多版本竞逐标准本。从博弈结果看，胜出的总是最“好玩”的版本，而非最合理、最价值正确的版本。

以端午节起源为例，据本书钩沉，至少有四种说法，即：屈原说，曹娥说，介子推说，伍子胥说。唐高宗也搞不清，曾问侍臣：“五月五日，元为何事？”许敬宗选择了屈原说。但欧阳询编《艺文类聚》时，三说并存，直至唐朝灭亡，仍未形成统一说法。

屈原说胜出，在于该故事更完整、可扩充。介子推说、曹娥说的故事太简单，很难加入细节，且介子推也被认为是寒食节源头，伍子胥说的故事层次、侧面亦略逊一筹。

情节合理，才能激发起受众的形象思维，主动去再创作。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的民俗形成动因理论，本书提出：“随着人对自然和自身认识的加深，习俗活动原有的性质和作用越来越削弱，但它的神圣性和庄重性却作为一种风格的基调与习俗活动的形式一起被保留了下来。”

“爱玩”让唐人共情、悲悯，虽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也想不到男女平等，却愿给女性一个单独节日，“仅由妇女们穿针引线、向织女乞巧、向月亮祷祝，以此诉说她们的隐曲深衷”。

有大抱负，所以宽容

古代精英文化长期鄙视民俗。在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民间信仰多属淫祠，民俗内容多不见于正史，民俗对公众的教化作用不足。

其实，孔子对民俗很宽容。据《礼记》，孔子观腊祭（岁末祭百神的活动，此时“人恣性酣饮，载号载呶，大小悉尔”），问弟子子贡的意见，子贡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不同意：“百日之蜡（即腊），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唐代精英知识分子对民俗的态度，更接近孔子。

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完善，读书人有向上发展通道，激起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李贺写下“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王勃则“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员半千恨“不能益国死将以选地，不赐臣一职”；杜甫梦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另一方面，唐代读书人尚侠，找到了英雄梦的场景。比如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陈子昂“貌柔弱，少威仪”，也“奇杰过人”“刚断强毅”“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

正如书中所说：“唐代，不但文学家们，而且几乎整个知识界，都更倾心于潇洒行世和放情为文。他们不像汉人那样在意经书，拘执于读经解经；也不像宋人那样殚于思辨，每每殚精竭虑地去构建哲学体系。他们充满热情与幻想，渴望行为和实践。”

儒家本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传统，对民俗较宽容，而成就事功又须得民众支持，所以唐代文人即使不接受民俗的价值观，也会主动参与民俗活动，用民间语言写作，所以唐代民俗海纳百川、堂庑特大。

找到应对迷信的办法

作为前现代人，唐人亦迷信。

城隍信仰便始于唐，据《唐会要》，一年12个月，唐廷祭祀竟达80次。日常生活多禁忌，如“凡人不可北向理发、脱衣及唾、大小便”“三月三日不可食百草心，四月四日勿伐树木，五月五日勿见血，六月六日勿起土，七月七日勿思忖恶事，八月四日勿市履屣，九月九日勿起床席，十月五日勿罚责人”……

相对于人类有限的认知，世界呈现出巨大的、不可突破的神秘性，其副作用是，传统民俗多含迷信成分，很难转化为精英文化。

唐人的长处是对神鬼世界半信半疑，实用主义风格鲜明。康骈的《剧谈录》记，一次大旱，名臣狄仁杰的玄孙狄惟谦任县令，请女巫郭天师求雨，几天过去，毫无效果。女巫说，狄惟谦无德，致求雨失败，狄惟谦引罪自责。几天后，郭天使决定离开，狄惟谦几次慰留，未成功，大怒：“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此，焉敢言归。”将郭天师鞭背20下，扔入水中，没想到，立刻天降大雨。

据《通典》，唐玄宗时长安大雨，官方下令：“遣京城诸坊人家，于门前作泥人，长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带百姓公开搞迷信，唐玄宗也觉脸红，官方记录中，刻意删掉这一段。

唐人常在门上画虎头，写“聻”（音如你，鬼死后称聻）字以避疫，生男称是女孩、生女称是男孩，以欺骗恶鬼。唐人想出这些惹人发笑的怪招，因为他们找到了与众不同的、看神秘现象的方法——审美。

唐人写了大量骂鬼文、祭鬼文，在唐诗中，常出现神仙、龙、怪兽等，读者知道，“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并不意味着真有6条龙，而是李白要呈现他的气势。《唐国史补》记，巩县卖瓷茶具商，会烧小瓷人，叫陆鸿渐（即茶圣陆羽），买十件茶器，免费送一个，如今天生意不顺，他们就用开水烫陆鸿渐来撒气……

唐人并没战胜迷信，但他们找到了与迷信共存的方式。

本书呈现出老一代学者厚积薄发、功力深厚的写作特点，看似谈唐代，却处处直指当下。历史并不是过去的事，而是与今天有关的事，故善读能增智慧、疗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