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以先秦为分水岭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秦朝以前的奴隶制贵族社会，二是秦汉以后的封建制社会。秦朝以前的夏商周三朝，它们之间进行朝代更迭，往往都是贵族阶级内部的话事人更换。自打秦朝建立以后，一直到清朝结束，数十个朝代的更迭大多因农民起义导致。

翻阅历史，所有的农民起义无外乎一句“官逼民反”。比如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汉高祖刘邦的斩白蛇而起，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三粒稻谷”，闯王李自成和太平天国等等，都是处在王朝的晚期，朝廷上下昏君佞臣辈出，官府横征暴敛，加上天灾人祸的催化，劳动人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削木为刃”揭竿而起。

综合来看，“官逼民反”成为封建社会一种常态。与此同时，遥隔万里以外的欧洲大陆，虽然也有着中世纪漫长的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现象却十分罕见，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那种动辄数十万规模的农民起义。归根结底，它是有多重原因所致。

一．欧洲的封建时期，受教皇控制

信仰是个十分重要的精神寄托。有信仰的人往往行为举止会受到各种限制，包括对世界心存看法时，人类出于本能，会首先将内心的苦闷诉诸于信仰，企图通过神明的力量，来实现人生的自渡，这种对信仰的渴求越高，必然决定着人对于宗教的忠诚度。华夏封建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宗教运动，它便是西汉时期，汉武帝与董仲舒搞得那套“君权神授”理论。

这套理论与欧洲的宗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借助造神的手段，将皇帝打造成至高无上的“神”，将皇帝的个人意愿说成是老天爷的意愿。单纯说“造神”的工作，中世纪的欧洲显然要比华夏西汉要成功很多。西汉的君权神授并不彻底，它在宣扬皇帝受命于天的同时，又强调皇帝若不实行“仁政”，老天爷便会借助“山崩地震蝗灾”来警示。

这便给后来的农民军起义提供极大的便利，他们可以打出“替天行道”的口号，使自己同样符合道统。再看中世纪，乃至现在的欧洲，对于宗教的信仰丝毫不减当年。他们对教义的信奉，如同儒家的“反求诸己”，一旦遇上想不开的事，就会跑到教堂跪地忏悔。如此一来，很多民怨会因宗教的存在，被消灭在个体本身。

二．欧洲的封建制度，从开始带有资产阶级味道

华夏族人“忍耐”的功力，在整个人类文明中首屈一指，只要有口吃的喝的，往往不去想一些不着调的事儿，习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在华夏历史中，所有的“官逼民反”往往都是老百姓的生存底线遭到破坏，劳动人民连最基本的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忍耐下去是饿死，起义造反是作死，横竖都是死的情况下，才会选择铤而走险。

按照正常“春种秋收”，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家中缺粮的情况，即便是偶然有闹饥荒的地方，通过朝廷赈灾也能够平安度过。问题是一旦走到王朝末期，老百姓通常会面临一些列问题，首先是贵族地主阶级“圈地运动”，利用手中的权势，低价买入农民手中的良田，再高价卖出或据为己有，导致劳动人民失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再加上朝廷无限度的横征暴敛，使得原本失去土地的劳动人民，更加没有活路。所以，华夏封建时期虽然有固定的赋税（通常是三十税一），但是受上流社会影响很大，很容易变成掠夺。

同为中世纪的欧洲，他们也是采取农业种植的庄园耕作模式。农民为大庄园主或大地主服务或自行耕作，他们同样需要承担各种赋税，甚至要比东方华夏要多数倍。但是欧洲大陆有一种极其可贵的“契约精神”，农民与大庄园主、臣民与国家教皇都有清晰明确、固定不变的税额。

各个阶级只要如数缴纳赋税，朝廷和教皇是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征收。此外，中世纪的欧洲很早便有“公证机构”，叫做“庄园法庭”，专门用来协调农民与贵族间的利益问题，通过聘请律师或代表，进行双方辩论的形式，便可以解决相关的矛盾。

此外，欧洲农民与贵族的主仆关系，与东方华夏截然不同。华夏的贵族阶级虽然同样负有赡养奴仆的义务，但这种义务是有限的。欧洲的贵族则会承担无限的义务，比如某位农奴不幸身亡，农场主会自动成为去世农奴孩子的法定监护人。若是放在封建华夏，或许只会将小孩变卖他人。

读史君认为，中世纪时期的全球，不管东西方采取哪种体制，都有自身的优缺点。中国的大一统和君权神授观念，在宣扬天人合一的同时，又给下层社会开启一扇通往上流社会的通道。西方的“契约精神”和宗教信仰，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也使得社会垂直阶层上，表现得相对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