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0世纪初，契丹南下河北的行军方向选择，会考虑哪些因素？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在契丹南下之初，契丹骑兵战术以骑射与冲击为主，面对沙陀骑兵时，南下的契丹骑兵未能因应作战环境的变化进行战术调整。随着南下的不断深入，太宗时期积累不少与中原王朝作战的经验，契丹骑兵的战术运用显得灵活有效，这使契丹能够在南援石敬瑭时迅速取胜。燕云十六州并入后，契丹获得了大量汉军，传统的中原战术开始进入契丹军队。

契丹的南下路线选择

在会同年间的南下中，契丹骑兵因运用突阵、包抄等传统中原战术取得了对后晋战争的胜利，并实现了契丹骑兵的战术革新。契丹步兵在南下之初因缺乏攻城器具，攻城战中往往通过穴地取胜。随着汉军的加入契丹逐渐掌握了攻城器械的制造办法，攀城成为了契丹步兵攻城的主要战术，在野战中也开始适应步骑协同。

然由于契丹的游牧特性骑兵始终是契丹南下作战的主力。在未获汉地以前，契丹南下的军需粮草以自备羊马牲畜为主。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契丹农业的发展为契丹粮草后勤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至迟在景宗时期，契丹的军需粮草供应开始由自携羊马转向谷物。在武器装备的供应上，契丹南下普通士兵的武器自始至终皆需自备，但南下的扈从军及专业部队与南京汉军，在太宗时期已开始由契丹官方供应。

在战马供应上，对于不能自备者以及战争中的损耗由契丹官方供应。契丹战术的中原化与后勤的制度化为契丹南下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契丹战术意识的落后，在面对不断调整的中原军阵与战场环境，太宗以后的契丹军队未能因应时局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圣宗时期的南下战局长期陷于僵持阶段，最终未能如后世金、元一般入主中原。

契丹的抄掠活动

获取燕云十六州前，契丹在河北路共南下13次，其中多为抄掠活动，记载较为详细且路线可考的南下作战共有4次，虽然这4次行军方向不尽相同，但过幽州后，无论选择何方向进军的契丹军队，在路线上却基本一致。其一，神册二年入居庸关。居庸关是古代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民族南下的一个重要关口，“居庸一傾，则自关以南，皆战场矣。”

会同元年前契丹曾两次选择从居庸关南下。契丹神册二年（917）二月，“晋新州裨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来降。”三月初二，“节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镇、定、魏五州之兵拒于居庸关之西，合战于新州东，大破之。”在获取新州（今河北涿鹿）后，契丹沿居庸关南下。“以后弟阿骨只为统军，实鲁为先锋，东出关略燕、赵。”八月，“李存勖遣李嗣源等救幽州，曷鲁等以兵少而还。”

契丹北撤后居庸关重新落入晋王势力手中，至神册六年（921）契丹再未南下。其二，神册六年入居庸关。神册六年二月，河北镇州大将张文礼杀害镇帅王镕，八月晋王李存勖出兵讨伐。随后张文礼通过新州防御使王郁求援契丹。

由于王郁的投靠，新州再次被契丹掌握。十月二十四日，太祖“率大军入居庸关。从进军路线上看，太祖从居庸关南下后，经幽州（今北京）攻涿州（今河北涿县），而从幽州攻涿州的必经之路便是良乡（今北京房山），攻下涿州后契丹直扑易、定。在包围定州后契丹继续南下。

天赞元年（922）正月十三日，“晋王至新城南，候骑白契丹前锋宿新乐，涉沙河而南。”契丹在从新乐渡河时遭到后唐军队的袭击“时沙河桥狭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众。是夕，晋王宿新乐。契丹主车帐在定州城下，败兵至，契丹举众退保望都。”可见契丹是从望都（今河北望都）方向进入定州。

从易州（今河北易县）境趋望都，则必过满城（今河北满城）。此时契丹南下的大致路线为居庸关-幽州-良乡-涿州-满城-望都-定州-新乐（今河北新乐）。其三，天赞二年入平州。天赞二年（923）正月二十一日，“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月甲子，以平州为卢龙军，置节度使。”平州（今河北卢龙）被契丹攻占后的四月，契丹派军南下“既克平州，进军燕、赵。”

除这次南下外，这一时期契丹南下袭扰也多是由平州西进。卢文进为“卢龙节度使，文进常居平州，帅奚骑岁入北边，杀掠吏民。”天显元年（926）十月，卢文进以平州降后唐，平州再次落入后唐手中。此后至天显三年（928）契丹再次攻陷平州后，契丹南下河北路。

天显三年入平州

天显三年正月，契丹再陷平州。随后在三月契丹从平州南下援助定州王都，“德光遂陷平州，以骑五千援都于中山。”契丹从平州南援定州的具体路线已无法考证，但大致仍以满城-望都-新乐线为主。天显三年四月，“王晏球闻契丹发兵救定州，将大军趣望都，遣张延朗分兵退保新乐。”

七月二十一日“王晏球奏，今月十九日契丹七千骑来援定州，王师逆战于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满城又破之，斩二千级，获马千匹。”望都与新乐在定州境，满城在易州而易州紧邻有幽州，此外这三城俱是契丹神册六年（921）南下所过的城镇。天显三年后平州被契丹长期控制，契丹多从平州西进“抄卢龙诸州皆遍，幽州城门之外，虏骑充斥。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虏多伏兵于阎沟，掠取之。”

为了保护粮食运路，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开始加强契丹西进路上的防守，“城阎沟而戍之，为良乡县，粮道稍通。城潞县而戍之至是，又于州东北百余里城三河县以通蓟州运路，虏骑来争，德钧击却之。”

赵德钧所加强防守的地点，应是契丹从平州南下的必经之路。结合前文天显三年契丹南下的部分地点，从平州南下镇、定二州的道路，可推一大致路线：平州-蓟州（今天津蓟州）-三河-潞县-良乡-涿州-满城-望都-新乐。

这与契丹神册六年从居庸关南下路线仅在良乡以上部分存在差异，而良乡以下基本一致。除居庸关与平州外，契丹南下的另一方向便是古北口。有学者认为在燕云十六州入辽以前，契丹南下主要经由古北口。

事实恐非如此。《辽史》中关于这一时期契丹从古北口南下的记载仅两次：一是上文提到的神册六年，太祖攻幽州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契丹另一路军队“下古北口。”二十六日，“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从这支军队的活动来看，其主要任务是“略地俘民”，并非支援镇州张文礼，但其作用并非如此。

首先，这支军队所经地点，大致构成了一条自东北向西南方向的路线，檀州（今北京密云）、安远军、顺州（今北京顺义）、三河（今河北三河）、潞县（今北京通县），在幽州东北部。良乡、遂城（今河北徐水）、满城、望都在幽州西南部。并且这支军队过幽州后所经地点与太祖十二月二十日后所率军队的行军路线大体相当。

其次，从时间上看，这支军队的活动正好在太祖所率大军南下前。因此可断，这支军队在太祖前南下不光是“略地俘民”，还承担着路线侦查任务。后太祖率军在定州与唐军激战时，“晋代州刺史李嗣肱将兵定妫、儒、武等州”，山后诸州重新被后唐军队占领，这也意味着契丹从居庸关方向北撤的道路被切断，契丹只能选择以顺州、檀州至古北口的撤退方向。

契丹此时的撤退路线与十一月自古北口南下的路线基本相符，这再次可证古北口路线的作用主要为契丹军队南下的辅助路线或撤退路线。

二是天赞二年（923），契丹克平州。四月“大元帅率师由古北口略燕地，觌烈徇山西。”其后就在未见记载。从这两次记录不难发现，从古北口南下的契丹军队，往往是在契丹占领新州或平州，打通渝关或居庸关道路后才从古北口南下的。此外，在这两关及两州未被占领时，契丹有时数年未见南下。

可见古北口方向在契丹南下作战中主要是充当辅助路线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居庸关或平州回路在战时被切断，而使南下作战陷入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契丹神册二年、六年两次从居庸关南下都与新州（今河北涿鹿）有关。新州位于居庸关北，是山后地区的军事重镇，两地相距约130里。刘仁恭时期在居庸关以北设山北八军，“置八军，以备契丹，河东。”

山北八军的设置范围大致在，武、新、妫、儒四州之地。契丹从山北地区南下居庸关有两条路：一是从儒州（今北京延庆）过军都山入居庸关，二是沿妫州（今北京怀柔）南下居庸关。但新州位于儒州、妫州北部，武州南部，从地形位于四州中心，控扼儒、妫两州。又被先后升为防御州、节度州，可见新州在山北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契丹想要从居庸关南下无论选择哪个方向，想要确保安全都必须先行占领新州。

结语

综上，10世纪初，契丹南下河北的行军方向选择有三：一是居庸关，二是平州，三是古北口。并且主要方向为居庸关与平州，契丹能否从这两个方向南下，取决于新州与平州是否被占领。而古北口多是充当辅助路线，并不是契丹南下的主要方向。此外，这一时期的契丹南下路线，在经幽州前由于南下方向选择不同而不同，在过幽州后则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