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对西边的经略

东汉王朝，为何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西边与羌民族的矛盾？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东汉王朝第三次在西域由“绝”到“通”是在汉安帝时期。延光二年，尚书陈忠上疏说明西域的重要性，要求恢复对西域的统治，以应对匈奴的威胁“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这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于是安帝下令让班勇“将驰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准备收复西域。随即班勇成功击败车师与匈奴，再通西域“前部始复开通”。

到汉顺帝永建年间，对西域诸国的统计已基本实现“龟兹、疏勒、于胘、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领已西遂绝”。汉王朝与西域“三绝三通”的历史就此结束。

汉王朝在与北匈奴的对西域的争夺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也失去了对葱岭等地区控制。并且随着汉王朝步入晚期，其对西域大国的僭越称王和互相攻伐的也无法阻止“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

纵观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略，始终是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经略政策，为史家所批评为不思进取与过分保守。从对西域矛盾变化的回顾可以看出，东汉王朝几次主动对西域的经略都是立足于与匈奴相争的前提下而进行的。结果导致了一旦在西域出现统治困境就准备放弃的经略方案。西域经略依附于“北边”经略战略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西羌部与西域在地理上紧密联系，对“西边”经略的战略失误也会严重冲击西域经略。到王朝后期，中原王朝对西域诸国间内斗也是基本呈放任的态度。可见，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的战略规划相对忽视，基本是依附于“西边”或“北边”的战略而进行。

东汉王朝西边经略历来为史家所批评，常常被认为是消极保守和反复无常的。由于整个“西边”经略是被动而起，故而汉王朝在经略态度上就较为消极，多次反复。加之从西边矛盾激化时，东汉王朝已经开始走进被称为“宦戚之争”的阶段，国力下行，这使东汉王朝在“西边”始终缺乏稳定的战略规划。

到王朝中后期，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又使边疆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走入反复平叛的困境中。在矛盾相对缓和时期，也有在地方上进行屯田和羁縻，但又因种种原因未能达成良好的效果，结果又只能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同时，“西边”经略在中后期的失败也对其余各边造成联动影响。

初期消极的被动防御态势

建国初期，东汉王朝主要经略目标是北边及东北边，对西北的西域地区基本呈现放任态势。拒绝了西域诸国的内附请求，只是敕封官职，承认王号对西域的亲汉大国进行羁縻怀柔，使西域不至于完全役属匈奴，但又经常表现的反复无常。

如建武十七年，车师王贤请求派遣都护，本来汉光武帝和窦融考虑到车师的在西域地位和亲汉的倾向，准备授予其西域都护，但在敦煌太守裴遵的反对下，汉王朝推翻了原定计划，赐予贤大将军印，结果导致了车师与汉王朝产生间隙“贤由是始恨由是始恨”并借此“诈称大都护”变本加厉的在西域扩张。

车师扩张时以“诈称大都护”而使诸国“悉服”，可见当时西域诸国间还是较为认同汉王朝的。但在车师扩张时，其余诸国向汉王朝请求帮助，汉光武却以“北边未服”的理由拒绝，提出“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这不免挫伤了西域诸国对汉王朝的认同，最终将西域诸国势力推向了匈奴的怀抱“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

东汉王朝对西域消极的经略政策最终导致了西域诸国归附匈奴。在面对西边羌民族的矛盾时，汉王朝也是进行了消极防御的应对。在消灭掉与西羌联合的怀嚣势力后，汉王朝令牛邯为护羌校尉来安抚招降诸羌。但是随着牛邯身死，不再设立护羌校尉，此事就不了了之“及邯卒而职省”。在这时期，诸羌民族不仅联合寇边“先零豪与诸种相结，复寇金城、陇西”。

其彼此之间也相互攻打，矛盾丛生“自烧当至滇良，种小人贫。而先零、卑湳并皆强富，数侵犯之”。面对这种复杂零散的诸羌势力，汉王朝也只能被动应对，组织军队抵抗入侵，但缺少进一步的行动。直到西羌部势力发展，形成以滇吾为首的大型部落联盟掀起叛乱，才使汉王朝重视西羌问题。之后随着对西羌大酋滇吾的冲突胜利，此时汉王朝才与西羌建立起藩属关系，正式开始经略。

可见，在东汉王朝初期，由于国力凋敝和“北边未服”的威胁下，对于西边与西域汉王朝更愿意安于现状，不愿意积极进行经略。面对西域诸国的求附予以拒绝，面对诸羌的寇边也只是消极防御。在没有产生更大的矛盾变化之前，汉王朝基本是没有经略计划的，呈现“无为而治”。但是从车师的都护更印和护羌校尉的即死就撤来看，其缺乏一以贯之，反复变动的经略思想就已经凸显。

这反应出的是东汉王朝对“西边”战略规划的缺乏与忽视，随后在矛盾激化时，更频繁的使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陷入反复平叛争夺中，偶有的怀柔羁縻政策也常因各种问题产生相反的作用，这些手段也只是寄希望于解决当时的矛盾，更无进一步的布置与计划。可见这种消极防御的经略思想贯穿于东汉王朝的整个西边经略中，始终缺乏稳定、整体性的战略规划。

频繁的军事出击与屯田羁縻的失败

经过建武朝的休养生息，到汉明帝永平年间，西边形势大为变化，东汉王朝被迫面对“西边”问题。永平元年，西羌大酋滇吾的反乱和归附，使东汉帝国对西边开始经略，但由于西羌诸部的组织形式的松散性，诸羌对联盟加入离开的原始自由，导致汉帝国与羌人之间的战争没有止境。强硬的军事手段不可避免的成为汉王朝在西羌部经略的主要方式。

在西域地区，汉王朝的经略始终受到北匈奴的干扰和西域大国不服汉庭的影响，加之东汉政府在西域经略中“三绝三通”的复杂历史，因而以战争手段来进行西域经略不可避免的。这导致在汉王朝进行西边及西北边经略时，以军事手段直接打击镇压成为了主要的经略手段。

在用军事手段应对的同时，东汉王朝也在战争间隙通过屯田徙民，设立羁縻官职的较为柔和的方式来进行经略。但由于汉王朝自身统治的局限和西部复杂的局势，这种怀柔的手段并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

永平元年，东汉王朝击败了诸羌头领滇吾，并通过设立护羌校尉“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赐予归降羌豪官爵“承制封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徙羌于内地“徙七千口置三辅”来缓和当时的汉羌矛盾。但是这次由于窦林的失误，出现了“一种两豪”的情况，最终导致自己免官下狱，滇吾“诸弟迷吾等数为寇盗”，对羌族首领的招抚未尽全功。

而内徙的羌民也没有得到公平友好的对待“其内属者，或倥偬之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边地管理的官僚也常常对其进行掠夺和强征，“安夷县吏略妻卑湳种羌妇”、“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

羌民族又是一个“以力为雄”的民族，具有较强的尚武精神和反抗精神，故而汉羌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羌族叛乱。在汉王朝通过军事手段镇压羌民叛乱的同时，也注意通过将羌民迁徙到内地郡县和通过屯田殖谷的方式来缓和矛盾，但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汉王朝的内徙政策时常使迁徙的羌民被摊上严重的徭役“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东汉帝国对西羌部的羁縻政策因各种原因而受到阻碍。

建武时期，喻麋相曹凤就上书提出广设屯田的政策，主张“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但此时的屯田手段更多的是一种逃避隔绝交流的手段。

之后在汉和帝时期，屯田形势有所变化，金城长史上官鸿上书“开置归义、建威屯田”，又有侯霸上书，要求设立五部屯田。这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使边境生产提高，减轻征发劳役，减少了与羌民的冲突。但随着汉王朝吏治、政治的腐败，本来的怀柔手段逐渐沦为掠夺挤压西边羌民生活环境的政策。

马长寿的《氐与羌》就曾提出批评“不论官兵的屯田有什么好处，只要它是侵夺羌民地耕田和牧场，只要它建立在危害羌民利益的基础上，就必然引起羌民的反抗。”

总的来说，本来负责管理西羌诸族缓和汉羌矛盾的护羌校尉则由于其更迭变动频繁，受政治昏暗和苛赏严罚的原因而导致在任校尉往往急功近利、刻薄残虐，更对羌民残酷压迫剥削激起强烈反抗。最终汉王朝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解决西边与羌民族的矛盾，怀柔政策基本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