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

蒋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正儿八经的“学院派”，但是这并没有帮助蒋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反而让他走向了军事教条主义。

比如在解放战争初期，蒋就严格规定了国军的行军序列，以老式战法部署尖兵、前卫、本队、后卫、侧卫各部，规定部队每日行军20-25里，不得超过……

这样的指令看起来严整端重，仿佛旧日的普鲁士大军，但实则不过是日军战役学教材中过时的内容，难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

蒋给下级的命令中，常常充斥着教条式的口号，比如“防中有攻、攻中有防”，“口袋战术”、“坚壁清野”等等。

这些可有可无的车轱辘话，看起来永远正确，无可反驳，但一遇到身形飘渺，不拘一格的解放军，就要吃败仗。

越级指挥

蒋喜欢越级指挥是出了名的，他的电话常常能打到前线营长那里。

前方军情瞬息万变，蒋的命令难免延迟和不全面，但大家都怕被他军法处置，往往明知是错也要硬着头皮执行，结果就是吃败仗。

白崇禧曾分析战争失利原因，其中一条就是总部远离前线，情报不准，往往出错，暗批蒋不该处处遥控。

何应钦的说法则是，蒋对军队用人干涉太多，团长以上的任命蒋都亲自决定——那本该是国防部评判会议的任务。

相比毛三次电告粟临机决断，不要事事请示，蒋操心太多，管太多，而偏偏又管不好。

面对批评，蒋坚决不改，48年8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他辩白说“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

用人无方

蒋的用人之道颇为受人诟病，他用人只看两点：第一是不是他的派系，第二看服不服从他的命令。

正因如此，“小诸葛”白崇禧这样国军中难得的统帅人才，蒋弃之不用，偏偏去用那个只有旅长才能、师长格局的胡宗南，而且一用就是几十年。

相比毛把林任命为东北最高统帅，给他节制中Y委员、政治J常委之权，蒋的用人突出一个犹疑。

要不就是临阵屡屡换将，从杜聿明换陈诚，再换卫立煌，要不就是所用之人不堪重用，像刘峙之流。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慨叹希望能“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但是始终未得。

国军中确实向来缺乏彭、林、刘、徐、粟这样能驾驭全局的统帅，这其中恐怕有蒋的用人失察之责：好的他不用，用的都不好，不好还瞎用。

推诿败责

统帅在必要时是要主动扛起失败的责任的。譬如四平攻坚战失利，林就主动揽下了责任，说“四平没打下来，不是你们负责任，完全由我负责……主要是我平时研究得不够”，而没有怪李天佑。

主帅主动揽责，一来可以安抚部下，稳定军心；二来可以带头反思，总结经验。

而纵观蒋的一生，他几乎就没有针对自己的反思，要不就是骂“敌系”，要不就是骂“嫡系”。很多错明明是他自己犯下的，他却百般推诿，这多少有失统帅的威信，让部下不服。

当然，蒋也不是存心推诿，他是真的觉得自己行而别人不行，这一性格特征在蒋很年轻时就有所体现了。

当时孙派他去某地发展根据地，他去了不久就因人事不合离开，但他不觉得是自己不行，而是觉得别人不配合自己，所以导致了失败。

有时候蒋的命令也是正确的，比如当初他劝卫立煌把主力撤到锦州，比如平津战役前，他命令傅作义率部南撤……这都是较正确的处理方式，但是卫、傅稍一提出反对意见，他就听之任之了，不再坚持了。

该独断的时候他偏不独断，事后他又责怪别人当初不听他的话，这难道不是统帅失职吗？

统帅不当

何为统帅？除了给出全局性、战略性的方针外，统帅的职责之一就是调和下属间的矛盾，避免他们争斗不休。譬如康熙告诫明珠、索额图：明朝亡于党争。

蒋则不然，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国军内部派系斗争的源头之一。

他向来把嫡系和他系分得很清楚，还习惯在赏罚过程中实行“双重标准”，这导致他在执法时宽严无度，随心所欲，毫无定法，也间接或直接地鼓励了部下之间的争斗。

以邱清泉为例，此人拥兵自重，恃宠而骄，曾在战场上眼睁睁地看着75师师长沈澄华被围而不管，最后被歼。蒋为此颇为愤怒，在日记中批评邱“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但是事后邱清泉什么处罚也没受，这不是助长部下见死不救吗？

果然，后来邱清泉又“犯病”了，淮海战场上坚决不救黄百韬，顾祝同亲自去他总部下命令，他仍不听，最后黄百韬兵团没了，黄百韬战死……如果没有蒋的“怂恿”，他哪敢如此？

最后邱清泉兵败自杀，实为咎由自取，自作孽耳。但蒋却在日记中说，邱虽然“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不愧为革命军人”。

蒋所谓的“听命”，只是听他的话而已，而不是军命；是不服从全局，而只服从蒋一人。

如此离谱，焉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