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我党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转折，原本已坐了几年“冷板凳”的毛主席通过此次会议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整体局势才得以好转。

不过，遵义会议后也并非一帆风顺，相反第一战在土城就没打好，使得毛主席决定展开超强度运动四渡赤水，许多人也因此对主席产生了怀疑。

土城之战我军的阵容堪称豪华，毛、周坐镇指挥，朱、彭、林、刘、聂、罗、叶七位都在，还有两百多名开国将军参战，结果还是没能打过。

当时与我军对阵的是川军，由名将郭勋祺指挥，此人后来还给红军造成过重大伤害，可谓我军的一大劲敌。

不过郭勋祺在解放战争被俘后的态度却很让人诧异，他没有如其他国民党将领那样畏惧清算或麻木认命，竟直接指责中野副司令员陈毅：

都是你当年害了我。这是为何？

郭勋祺1895年出生于四川华阳，17岁时投身北洋军阀当兵，后随军入藏作战，1915年又转投川军潘文华部。

他从军多年，凭借敢打敢拼不怕死的风格获得“莽娃”的外号，因知晓郭勋祺的行事风格，1935年“四川王”刘湘派他去阻击红军时还特别叮嘱：

若红军无渡江之意，切莫硬仗堵截，若有渡江之意，虚张声势牵制即可。

当初各路军阀都看出蒋介石有驱狼逐虎之意，因此都刻意收敛，只要红军不在他们地盘扎根，那就赶走即可，不必血战损耗自己的实力。

刘湘想的是，让郭勋祺做做样子，没想到郭却玩了把大的。

1935年1月19日，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川南进发，在27日陆续抵达赤水河以东地区。

没等他们开始休整，侦察部队就传回消息，说川军郭勋祺部有四个团尾随而至，毛主席、周总理在行军途中一直观察着地形，认为目前驻地的两侧是很好埋伏的山谷地带。

若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地形合围夹击歼灭该敌，一举打破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不利局面。

中央随后做出部署，红三军团被安排在南面高地、红五军团被安排在北面高地（红一军团已先行探路，相距有一定距离），干部团做预备队，等着敌人钻入口袋。

1月28日凌晨5时许，郭勋祺部进入伏击圈，红三军团、红五军团找准时机从两个方向对其发动攻势。在历次反“围剿”中，红军凭借此战术多次击败非中央军的国军，没想到这次却不灵了。

这郭勋祺虽慌不乱，让麾下尽可能寻找合适的阻击地形来周旋，使得我军久攻不克，伏击战打成了拉锯战、消耗战。

我方通过抓获的川军俘虏方才得知，原来此次的敌人并非四个团，而是六个团，且还有装备精良的后续部队正在赶来。情报的失误，使得局面相当麻烦。

既然不利，最好就是先撤，可此时想撤也非易事，郭勋祺稳住阵脚后，竟带着第9团和特务营、机炮营打起了反冲锋，强行突破红五军团的防线，正朝着红军用指挥部所在的白马山而来。

主席随即下令，让正在赤水城一带的红一军团回援，同时又让陈赓率干部团投入到战斗中。

最紧张时，朱总司令都拔出驳壳枪去到第一线指挥，虽然此举极大地提升了士气，但也能看出局势严峻到何种程度。

干部团在白马山前沿阵地与川军进行十余次反复争夺，最终成功占据主阵地营棚顶，使敌再不能前进一步。

毛主席在指挥所里紧张地用望远镜看完全程，红旗插上去后才松了口气并称赞：

打得好啊，干部团立了功，陈赓可以当军长！

只是没等众人高兴，情报人员很快又汇报一个不好的消息——川军再度增援了一个旅。若这样消耗下去，红军只怕大部分都会折损在这里。

眼下都如此吃紧，敌再增援怎么打？军委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撤退。红一军团赶回后接替阵地掩护，红三、红五军团得以脱离战斗。

1月29日凌晨，红军分别从土城的浑溪口、蔡家沱等渡口过赤水河，由此拉开四渡赤水的序幕。

此战红军歼敌3000余人，但自身也伤亡3000余人，周围有几十万国军，对方可以耗得起，但我军却不能啊。

最关键的在于，这是毛主席出山后的第一仗，却打成这个样子，很多人因此对革命丧失信心，开小差的人数持续增加。

包括后来四渡赤水期间，还有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能力产生怀疑，写信要求换总指挥。

毛主席对此也是印象深刻，建国后的1958年会见苏联大使尤金时，自承这是他生平为数不多的败仗。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郭勋祺进入土城后，猛然想起刘湘的嘱咐，此后不再莽撞，跟红军默契地保持一天路程的距离，待红军进入云南后，郭勋祺以部队需要休整为由放弃追击。

这是他给红军造成的一次重创，还有一次是在1935年的百丈关。那时红四方面军南下准备建立根据地，这威胁到了四川军阀的生存，刘湘马上组织兵力攻击。

郭勋祺在此战中打得很拼，率部激战三个昼夜，迫使红军放弃目标。百丈关战役导致红四方面军人数锐减，是长征中受损程度仅次于湘江血战的战役。

不过，郭勋祺也并非一条路走到黑的那种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率部抵抗日军，1938年春因功升为50军军长，奉命去皖南青阳木镇组建第50军军部。

看到皖南这两个字大家也能想到，他的防区与新四军很近，很难说蒋介石有没有想让这对“旧仇”火拼的想法。

无论别人有什么心思，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还是很坦荡的，陈老总为共同抗日，多次主动到50军军部去与郭勋祺相见，在反复交流中，他们放下往事，同心为民族大业而奋战。

有了一定的基础后，两部开始合作抗日，郭勋祺虽然自己也不富裕，但还是先后三次给新四军送去补给弹药。

他甚至将蒋介石的防共密电给新四军敌工部长夏育群看，让新四军早做准备。

如此种种，传到蒋介石的耳朵后不得了，他立即要求郭勋祺跟新四军搞摩擦，这时的郭勋祺哪里肯，老蒋便以“作战不力”为名撤去郭勋祺的职务。

正在前线作战的郭勋祺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自己一心想抗日，怎落得这样的罪名？冷静思考过后，郭勋祺决定率部去投新四军。

随即他派心腹去云岭跟新四军联系，没想到负责人项英对此却不感冒，很冷淡地拒绝了来使，态度较为恶劣，郭勋祺得知后亦是愤怒，无路可去只好接受安排，被送回重庆形同软禁。

1948年，老蒋的亲信康泽出任第15绥靖区司令，驻防襄樊。15绥靖区的主力部队都是川军，康泽与之没什么来往，再加上他也不是带兵的料，便向老蒋申请调郭勋祺来当自己的副手。于是，郭勋祺复出担任15绥靖区副司令。

结果没过几个月，中野发起襄樊战役，康泽和郭勋祺双双被俘。与郭勋祺有旧的陈毅陈老总，此时正在中野担任副司令员，连忙让人把这位故交带到中野司令部。

郭勋祺也是急性子，跟陈老总简单叙旧后就开始抱怨，说

都是你害了我，否则我早就起义，也不至于现在成为阶下囚。

这一年项英已逝，郭勋祺就把怒火发泄在陈老总身上。

陈老总没有怪罪，笑着解释当年不是不想接受起义，只是蒋介石四处在搞摩擦，如果新四军那样做了，必然会给蒋介石动手的借口，出于大局考虑，只能忍痛拒绝。

此时地位悬殊，陈老总还愿意解释，郭勋祺的心结瞬间就解开了。本来陈老总想让他继续带兵，但郭勋祺却直言：

我要回四川搞策反。虽然有风险，但我旧友多，关系多，现身说法应该没问题，也好为解放做点贡献。

这思想觉悟就是高。

在返回四川的途中，郭勋祺被白崇禧麾下的人截获，还遭了一段时间的牢狱之灾。直到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混乱无序，郭勋祺才在友人的帮助下回到四川。

他谨记自己的诺言，1949年5月至12月，郭勋祺直接促成在成都地区的5个师起义，让国人少流了很多血，也是功德一件。

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担任过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副厅长等职，59年病逝于成都。

他这一生，在土城打出了名垂千史的一仗，后来的人生起起伏伏，也算是传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