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再受命”是两汉之际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句谶语，不同的政治集团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竭力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光武帝刘秀虽为刘汉宗室之后，却以布衣起兵，平定天下，名为中兴，实同创革。这一方面缘于刘秀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出色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也与“汉再受命”“刘氏当复兴”等谶语的广泛传播有关，使刘秀在社会舆论方面占足优势，最终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再续汉祚。

一、“汉更受命”与王莽代汉

帝王受命是中国古代社会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董仲舒曰: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又曰:“故受命而海内顺之，犹众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沧海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与春秋公羊学的兴盛，“王者必受命而后王”之说也日渐深入人心，尤其受到帝王和社会精英阶层的高度关注。是否承天受命，成为当时人们判断一个王朝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汉武帝所进行的改正朔、易服色、定历数、封禅泰山、改水德为土德等举措，都是彰显汉王朝“受命而王”的行为。

汉武帝之后，帝王受命之说被一再演绎。汉昭帝元凤三年( 公元前 78 年) ，睦弘借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枯柳复起，“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而推《春秋》之意，提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

这首次涉及“汉更受命”、禅让天下的命题。睦弘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在当时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公羊学家，官职不过是符节令，连给皇帝上书的资格都没有，按说是没有立传的身份和条件的，而且整个传记也不过区区四百余字，主要记载的就这么一件事。但班固为什么要给他立传呢? 其实，班固给他立传的目的并不是论证汉有“传国之运”，重点是强调两句话: 一是“汉家尧后”，二是虫食文字“公孙病已立”。前者是为了突出刘汉为圣王帝尧之苗裔，这也是西汉后期和东汉统治者一再强调的家谱渊源。班固在《汉书·高帝纪》“赞曰”中指出:

“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 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后者则为说明汉宣帝有“受命之符”，以此来神化汉王朝政权的正统地位。

当然，睦弘的推论和建议是不可能被最高统治者所接受的，结果以“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处死。但这 一 思潮在社会上不断蔓延和发酵。汉宣帝时，司隶校尉盖宽饶提出: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以非常隐晦的方式暗示汉宣帝禅位贤人，被执金吾指责为“意欲求禅，大逆不道 ”，其本人被迫“引佩刀自刭北阙下”。

汉成帝、汉哀帝之时，“汉更受命”学说进一步系统化，一度被付诸实践。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宣称: “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被中垒校尉刘向揭发，病死狱中。甘忠可虽死，其弟子夏贺良等人继续传播他的理论。汉哀帝建平二年( 公元前 5 年) ，经司隶校尉解光、黄门侍郎李寻、长安令郭昌的举荐，夏贺良得以待诏黄门，向汉哀帝献《赤精子之谶》，认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 人民) ［民人］”。

汉哀帝“即位痿痹，末年寖剧”，成为这位年轻皇帝的心病和难言之痛，病急乱投医，他还真的相信并接受了夏贺良的建议，发布“改元易号”诏书: “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 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汉哀帝还曾打算效法尧舜禅位于宠臣董贤。

无奈此招不灵，过了一个多月，不仅仍无嘉瑞出现，而且宿疾依旧。感觉上当受骗的汉哀帝收回改制成命，以“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的罪名处死夏贺良及其党徒。

在《汉书·李寻传》中，甘忠可、夏贺良提的都是“更受命”，只有《哀帝纪》记的 是“当再受 命”。“更”，《说文解字》曰: “改也。”“更受命”就是要求改朝换代，从睦弘、甘忠可到夏贺良等，其本意都是如此。只是夏贺良亲蒙汉哀帝召见，又鉴于前人惨死的教训，当然不可能再提禅让天下、异姓受命之类的主张，只能采取“改元易号”的变通办法，以示除旧布新，使汉祚重获天命。其实，在汉元帝时期，精通律历阴阳之占的郎官翼奉还提出过通过“迁都正本”的办法来消除灾咎，“与天下更始”。他在上疏中说:

今东方连年饥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动，天气混浊，日光侵夺。繇此言之，执国政者岂可以不怀怵惕而戒万分之一乎! 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亡穷也。今汉道未终，陛下本而始之，于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

企图在不废天命的前提下实现汉王朝的自我更新，以“永世延祚”。

不管是“更受命”还是“迁都正本”，都以失败告终。这反映出西汉王朝自汉武帝之后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江河日下的社会现实，再加上连年的灾荒，“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 。整个社会都处在动荡不安、惊魂不定的环境之下，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建始四年( 公元前 30年) 的京城大水讹言、建平四年( 公元前 3 年) 的“行西王母筹”事件，都反映出社会各阶层人士惶恐万状、忧心忡忡的焦灼心态。对“汉德”已彻底失去信心，渴望出现一个新的天子、新的朝代，帮助自己摆脱生存困境。

自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改朝换代无怪乎两种方式，即禅让和战争。除去尧、舜、禹传说时代，真正通过禅让实现朝代更替是从王莽开始的。从当时的政治生态来看，王莽无疑是承继汉朝“天命”的理想和期待人物。首先，在辅政时期，王莽“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 ，把自己塑造成再世周公，由此赢得广大臣民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广泛认可，就连对王莽持苛刻否定态度的班固也承认: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 休征嘉应，颂声并作。”其次，为达到篡汉的目的，向世人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王莽大肆伪造祥瑞、符命、歌谣，“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

元始元年 ( 1 年) 四月，派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次年秋，这八名风俗使还京，“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对于这些祥瑞、符命、歌谣的制作过程和内幕，一般的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在天人感应思想和谶纬神学极其泛滥的社会氛围之下，绝大多数人都信以为真。“众庶知其奉符命，指议群臣博议别奏，以视即真之渐矣。”再次，王莽利用社会大众对谶言的迷信心理，将“汉更受命”之说嫁接到自己身上。为此，把当年甘忠可、夏贺良等人的谶书从兰台中翻出，作为自己承顺天命的依据和铺垫。

居摄三年(8 年) 十一月，王莽上奏王太后，在详细列举了种种符命之后说: “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把当年汉哀帝“改元易号”的把戏重新上演一遍，“以居摄三年为初始 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只不过王莽这次不再是“易号”，而是易姓，由此实现由“假皇帝”向真天子的华丽变身，轻而易举地将刘家的江山据为己有。

二、王莽改制的失败与“刘氏复兴”谶语的兴起

王莽代汉，建立新朝，既是王氏外戚集团长期经营的结果，也反映出人心厌汉的普遍社会心态。应该说，社会大众一开始对莽朝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期望新朝有新的气象，真正实现天下治平。王莽从安汉公到废掉孺子婴南面称帝，其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而且带头劝进的还都是汉室宗亲，除泉陵侯刘庆、红休侯刘歆、广饶侯刘京外，其他刘姓诸侯王莫不“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

在王莽篡位前后，虽然也发生过数次刘氏宗族忠于汉室官僚发动的反莽武装斗争，如居摄元 年(6 年) 安众侯刘崇起兵攻宛，居摄二年( 7 年) 东郡太守翟义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起兵反莽，居摄三年(8 年) 东郡都尉刘宇、武平侯刘璜起兵，始建国元年(9 年) 徐乡侯刘快进攻即墨，刘都在真定密谋举兵等，但都很快被镇压，完全没有出现他们所期望的一呼而天下应的局面。

应该说，历史和人民是给了王莽机会的，希望通过禅让、改制、自我调节而不是战争的办法来缓和社会矛盾和危机，无奈王莽太不争气，他实行的托古改制一项也没有成功。其实，王莽对当时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是非常清楚的，他推行的王田、奴婢、五均六筦等改革措施就是针对西汉末年土地高度集中、奴婢与牛马同栏等时弊而发的。问题是王莽作为礼学大家，其应对策略一味仿照《周礼》，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不合时宜。其他措施如币制改革、制礼作乐、民族政策等莫不如此，所谓的“新政”几乎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社会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老百姓所憧憬的太平盛世并未出现。更糟糕的是从天凤元年( 14 年) 开始，灾荒、疾疫累年，人祸和天灾联袭，民不堪命，“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咸怀怨怒”。

清人赵翼曰: “人但知莽之败由于人心思汉，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汉，实莽之激而成之也”。王莽的倒行逆施搞得天下大乱，人民从一个深渊跌入另一个更加苦难的深渊。巨大的心理落差使百姓对新朝很快由希望变成失望，甚至是绝望。失望之余，又开始怀念曾经被他们厌弃的刘汉王朝的“深仁厚泽”，尤其是对文景之治的美好回忆。《后汉书·王常传》载，王莽“政令苛酷，积失百姓之心。 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 “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 这虽有夸张之辞，但从中亦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心所向。

在此背景下，“汉再受命”之说重新抬头。其本质要义就是用武力革去莽朝的“天命”，重建刘氏江山， 以 “ 遵高祖之旧制， 修孝文之遗德”，中心内容就是“刘氏复兴”。对此，范晔指出: “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 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爱其甘棠，又况其子孙哉! 刘氏之再受命，盖以此乎! ”

地皇元年(20 年) ，郅恽根据分野学说推断: “方今镇、岁、荧惑并在汉分翼、轸之域，去而复来，汉必再受命，福归有德。 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据此上书王莽，要求还位刘氏，“汉历久长，孔为赤制……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且尧、舜不以天显自与，故禅天下，陛下何贪非天显以自累也?”地皇二年(21年) ，卜者王况对魏城大尹李焉说: “新室即位以来，民田奴婢不得卖买，数改钱货，征发烦数，军旅骚动，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汉家当复兴。”更始三年(25 年) 正月，平陵人方望曰: “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从“皆云”可以看出，“汉再受命”在当时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汉再受命”“汉家当复兴”思潮的推动下，“刘氏复兴”“刘氏当复”等谶语风靡一时，成为“汉再受命”的经典性表述。早在始建国二年( 10 年) ，一个叫武仲的男子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拦住立国将军孙建的车子喊叫: “刘氏当复，趣空宫。” 王莽的宗卿师李守借谶言说: “刘氏复兴，李氏为辅。”

基于这样的社会氛围，王莽败亡前后的各支农民起义军和割据一方的地 方实力派大都打出“尊刘”“复汉”“辅汉”的旗帜，或拥立刘氏后裔，或冒充刘氏子孙，一时间正宗的和冒牌的刘姓天子在各地纷纷出现，“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 。绿林军拥立汉裔刘玄为天子，建元更始。

为与绿林军相抗衡，赤眉军立牧童刘盆子为帝，年号建世。前钟武侯刘望在汝南自立为天子，方望立前孺子婴称帝于平陵，梁孝王八世孙刘永称帝于睢阳，卜者王朗冒充成帝之子刘子舆称帝于邯郸，卢芳诈称汉武帝的曾孙刘文伯称帝于九原等。隗嚣起兵时，以“允承天道，兴辅刘宗”相号召，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称臣执事”。割据蜀地的公孙述起事之初，也是打着汉家的旗号，“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 来，假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对此，赵翼总结道: “历观诸起事者，非自称刘氏子孙，即以辅汉为名，可见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

三、“刘秀当为天子”思潮的影响与汉室复兴

在人心思汉社会浪潮的强力影响下，这些真的或假的刘姓天子都能在一时蛊惑部分民众。刘玄称帝后，“是时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 之闲，遍于天下”。王朗在邯郸称帝，“于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

在众多的刘姓天子( 包括假冒的) 中，一开始被大家寄予厚望、最能代表“刘氏复兴”的当属更始帝刘玄，“更始举尊号而天下响应，三辅清宫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则千里之将无不捐城遁逃，虏伏请降。 自上古以来，亦未有感物动民其如此者也”。“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但刘玄懦弱无能，毫无开国帝王的气魄、视野和雄才大略，在占领长安之后，分封20名功臣为王，“纳赵萌女为夫人，有宠，遂委政于萌，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赵萌恃宠专权，“威福自己”。其他诸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更始君臣的胡作非为，使“关中离心，四方怨叛” 。

其后攻入长安的赤眉军，两入两出，使繁华一时的长安城遭到空前的浩劫，“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 。这样的局面显然不是百姓心目中所思的“汉”。更始之败、赤眉之乱不仅葬送了人心思汉的大好形势，也使“汉再受命”谶言受到严重的质疑和冲击，致使“元元叩心，更思莽朝” 。辩士张玄在游说窦融时说: “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在此情况下，还有希望能够复兴刘氏的只剩下拥兵河北的刘秀了。

刘秀在平定河北、称雄一方之后，充分利用“刘秀当为天子”的传言和名字见于谶书这一有利 形势，发起强大的舆论攻势，极力向天下人证明自己才是顺天应人的真命天子、“刘氏当复”的应验者。

“刘秀当为天子”之说在王莽末年就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不过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此“刘秀”最有可能是国师刘歆［他于建平元年( 公元前 6 年) 改名为刘秀］，而非后来的光武帝。《汉书 · 王莽传下》记载，当时道士西门君惠根据天文谶记对卫将军王涉说: “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密谋反莽，事泄被杀，临刑之前，还对围观的百姓大喊: “刘秀真汝主也。”《后汉书·邓晨传》载，刘秀早年，精通图谶的穰人蔡少公在宴语时称“刘秀当为天子”。“或曰: ‘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 ‘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由此来看，不仅刘秀本人在当时没有相应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在座众人多数也不认为会验证在他这个“性勤于稼穑”的粮商身上。

孙家洲先生认为: “秀，有出类拔萃、优秀之意。如此，汉家宗室中，任一杰出人物，都可视为‘刘氏之秀’，而不必坐实即以刘秀为姓名。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自己被指名道姓的写入图谶，预示着将拥有“受命之符”，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刘秀本人的自信心，对追随者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对观望者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对觊觎者也产生了无形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刘歆自杀、更始败亡之后，刘秀自然就成了复兴汉室的不二人选。当麾下一再劝进时，刘秀再三推辞。

直到他在长安太学的同学强华来到河北献上《赤伏符》，内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之语，刘秀才接受群臣的请求，在鄗南千秋亭正式登基称帝，在祝文中再次引用谶记曰: “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作为自己 “上当天地之 心，下为元元所归” 最有力的证据，这与其说是群臣用图谶说服了刘秀，不如说是刘秀用图谶折服了群臣。《后汉书·窦融传》载，是归属刘秀，还是割据一方，窦融召集豪杰及诸郡守商议，其中智者皆曰: “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经过慎重考虑，窦融遂“决策东向” 。在这个过程中，“汉再受命”谶言和刘秀名见图谶无疑对窦融心理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刘秀利用图谶、符命来塑造自己的权威，当然最害怕、最恨别人用同样的手段来挑战、威胁自己的地位。《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公孙述在蜀称帝，援引谶记来否定“汉再受命”之说，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

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 “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 “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 “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

并且公孙述多次移书中原，“冀以感动众心” 。

公孙述所引皆为当时颇为流行的谶书，有理有据，合情合理，条条都戳到要害和刘秀的痛处，引起刘秀的极大担忧，亲自写信给公孙述，引述图谶予以批驳。

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 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 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末尾还郑重其事地署名: “ 公孙皇帝。”

总之，刘秀在新莽末年和东汉初年的政治角力中，充分利用“汉再受命”“刘氏复兴”“刘秀当为天子”等广泛流传的谶言，积极抢占舆论的制高点，神化自己，东征西讨，逐渐消灭和招降各支政治势力，重建刘汉帝国，成为一代中兴之主。正因如此，刘秀一生都笃信图谶，称帝之后的用人行政等军国大事，多以谶文为据。建武三十二年(56 年) ，刘秀封禅泰山，在刻石记文中，前后引用《河图赤伏符》《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河图提刘予》《雒书甄曜度》《孝经钩命决》等多部图谶，无非就是向天下人再次证明自己是“《河》《雒》命后，经谶所传”，是皇天眷顾的真主。在去世的前一年，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将图谶定型化、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从而对东汉王朝的政治走向和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