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各国政治史，我们就能发现相似的例证。强势领袖为取得长期垄断地位，不断栽培第三或第四号人物，以此打击和取代第二号领导人。而一旦老三或老四成为二号人物，就会变成领袖的新对手，无论是表衷心还是拉山头都没法逃脱早已安排好的命运。真正厉害的角色是那些紧跟领袖、谦和谨慎、自始至终都安于第三或第四位置上的人，往往只有这样的人能够得以善终甚至有所作为。

除了政坛谋略或办公室政治，三角决斗模型还可以帮助理解更宏大的国家兴衰，比如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战略的选择与调整。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逐步改变了向苏东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同美苏双方都拉开一定距离。在核政策上，首先建设自己的核力量，并宣布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的处理上，比如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央决策层显示出非凡的自制力。所有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三角决斗中C的基本特征。美苏中三角决斗的结果大体符合理论的暗示：苏联解体了，美国保住了老大的地位，但相对而言，中国取得了最快的进步，迅速发展为政治经济大国。换一种说法也许能更明确地显示中国在这种三角关系中的获益：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及其盟国开放（邓小平语），但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这样的开放难道仅凭自己单方面的观念改变就可以实现吗？

假如我们对历史的庆幸是有道理的，那么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我们今天反而应当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无论是在全局性的战略结构还是在众多地缘战略关系中，中国的角色将要、几乎或者已经从C变为B。而我们也越来越难以让人相信，我们仅仅并且永远是只鸽子。和平崛起的构想无疑体现了事在人为的创新精神，但很难避免让某些人界定为“伪命题”和“政治宣传”，因为毕竟历史上尚未有大国和平崛起的先例。

要想在实力足够强大之前避免B的命运，可能只有一条路可走：让别人代替我们成为B。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坚持了整整一代人的“韬光养晦”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更坚韧、更积极的方式继续坚持下去，意味着必须拒绝“扬眉吐气”的历史性诱惑，在某些关乎民族悲情的事情上继续忍耐和等待。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领导核心将长期生活在某些道德和舆论压力下。为了一种结构性的大战略利益，某些必要的实际成本和道义代价都是应当承担的。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宏大的战略眼界可以帮助我们在世事变迁中保持冷静和耐心。

（全文完，发表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