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1848年革命爆发才得以从英国回到法国谋求波拿巴家族东山再起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从一开始就得对法国的三农问题倍加关注。为了能更多获得农民的选票，他在标榜自己将是“稳定和秩序”的象征和保证时，还一再宣称“拿破仑的理念将让农业得以复苏。而且，在他大权在握之后，则更是极尽所能，力求不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感到失望。

1850年4月1日，这位亲王－总统在出席“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总会”开幕式时，曾发表长篇讲话，力陈以他为首的政府在发展农业方面所作出的努力。1852年10月9日，他在恢复帝制前不久于波尔多发表的重要演说当中，明白无误地确定了国家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应采取的行动的原则和具体目标。从上引排序当中，农业在他这位“圣西门主义君主”心目中的地位一目了然。事实上，他在大权在握之后，尤其是在恢复帝制之后，也确实在发展农业方面推出了许多举措。

一、及时出台惠农利农的价格政策和法律法规

虽然由于法国长期来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历届统治者出于确保民生和稳定社会的考虑，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采取扶持“三农”的政策，但毋庸讳言，就政策倾斜力度之大而言，第二帝国时期的表现当在最为突出之列，其中包括为确保农民的切身利益不会因农产品收成大幅波动明显受损，适时制订和实施有利于稳定乃至提升农产品价格的政策。

也正因为如此，导致即便在第二帝国时期，例如1853年、1855年发生程度如同1847年的农业歉收时，农民受到的影响也仍不至于太大。在这方面，曾有法国学者在对阿基坦、阿尔卑斯和卢瓦－歇尔等地进行过极为细致的实地调查。

在实地调查结束之后，这些学者根据调查结果断言，虽然1853年和1855年的农业歉收在规模上可以同1847年的灾难相提并论，而且无论是产量的下降幅度还是所由产生的物价飞涨程度均是如此，但即便在这两个歉收年份，农民的收入也还基本令人满意。

与此同时，他们还对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究，认为“1853年和1855年这两个歉收年份发生在总体情况良好的5年期之中，从这段时期整体上来看，收成和价格都很令人满意，农民在收成好的年份已积累起了抵御灾荒的能力。不过尤为重要的是，对于普通农民，也许还有一些小农来说，产量下降导致的价格升高有时能够大大补偿因这种产量下降导致的销售额的损失，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谓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在以前，利益似乎像特权那样，为‘大经营者’和土地食利者所独有。但在现在，利益似乎民主化了。与此同时，帝国也表现出民主化的迹象。从今往后，让生产者感到恐惧的与其说是收成欠佳，还不如说是价格的疲软。此外，今天我们已知道，整个农业世界在1847-1851年处于灾难之中，这与其说是农业歉收，还不如说是随之产生的农产品价格长期疲软造成的。对于农民来说，高价就是‘好’价钱，极为巧合的是，帝国带来了这一切！这也正是帝国得以巩固的主要原因。”还有法国学者聚焦奥弗涅地区的农民，就他们收入变化情况进行研究时发现，奥弗涅地区农场工人日工价格在第二帝国时期明显提升，具体而言，原本在1840年每天只能赚取150法郎，而在1863年时则可拿到340法郎，亦即提高了三分之一。

鉴于法国农业地少人多的矛盾日渐突出，如何在力求增加原有耕地产出的同时扩大耕种面积？这也是拿破仑三世等人颇为重视的问题。正是出于及时有效地扩大耕种面积的考虑，促使拿破仑三世及其政府还非常重视开垦荒地，为此，在1858年7月17日还特意颁布了《开垦法》。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法国在1859-1865年，共开垦土地106000公顷。同时在阿尔卑斯山南麓与比利牛斯等地，绿化土地224000公顷。未耕地与荒地从1851至1879年减少6％，即422000公顷。

此外，政府还在全国各地组建了数以百计的农业促进会和农业咨询会，并且在每年都组织进行农业统计工作。

二、是多措并举，积极对发展农业提供资金支持

第二帝国时期，因为法国原有金融体系和信贷框架显然已无法满足实现“帝制下的繁荣”的需要，导致拿破仑三世及其政府遂力求对功能单调、数量有限、分布不均的旧有银行体系进行改造和调整，并在这一过程中弃老派而有点“畏首畏尾的旧式银行家”于一边，更多倚重佩雷尔兄弟那样的新型银行家，以及同样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富尔德、莫尔尼之类的大资产者。

与那些比较传统、保守的大银行家不同，这些银行家和经济界人士更富有开放和开创精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佩雷尔兄弟倡导创办的一种新型银行——信贷银行应运而生。诚然，这类银行确实经常会把投资重点放在对工矿交通企业的投资上，但不容否认的是，“这样的新业务对于农村的负债人来说很有帮助，或许这就是银行创立的首要目的”。而且在事实上，这些银行在对农业的投资方面也确实同样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例如，1852年建立的由国家提供部分资本并任命银行主管的法国土地信贷银行，就经常会为改进农艺和工程用地提供长期贷款。

总之，为使广大农民继续成为帝国的有力支持者，拿破仑三世等人可谓一直很舍得在促进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上投入资金。为了缓解农民耕地紧张的压力，及时增加耕地面积，在拿破仑三世倡导和大力支持下，第二帝国政府先后颁布并实施“垦荒法”以及旨在整治沼泽地的“排水法”，使法国耕地面积一下子就扩大了150万公顷，由此，法国的耕地总面积达到了2650万公顷。

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投入的资金无疑颇为可观。更有甚者，“具有全国意义的农业工程从未达到如此宏大的规模”。也就是说第二帝国政府还在这一时期设法筹措足够资金来修建一些规模宏大、具有全国意义的农业工程，其中，“在索洛涅、布雷纳和东贝兴建的大型排水工程。在朗德，人们在排干水后种上了成片的松树林。在阿尔卑斯山南麓与比利牛斯等地，人们新绿化的土地面积高达22.4万公顷。凡此种种，使法国的乡村逐渐呈现出当今所具有的容貌。”

由于在七月王朝时期，乃至更早一些时期的政府均也还重视修筑主要公路，导致在进入第二帝国时，法国的陆路中那些以前称为王家道路的国家级、省级道路路况尚好，但乡村道路路况则不然，其通行依旧很不通畅。不少乡村道路甚至在冬季常常无法使用。即便在交通状况较好的乡村道路路段，其在季节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例如，从勒阿弗尔－牟罗兹的道路是由港口运送棉花到工厂的重要道路，用8匹马拉的四轮大车在路况最佳时全程只要花费6天时间即可，但若路况欠佳，则最长时间甚至可达个把月。

在维瓦莱出现的例子可谓更为极端，，这一代因为路况实在糟糕，以至于用牛车运送货物还不如用马骡驮运更为经济。有鉴于此，拿破仑三世及其政府在第二帝国时期越来越重视为修建乡村道路提供资金。1842-1846年，用于乡村公路的修建费用为3345万法郎，及至1852-1856年，这一数字提高到5002万法郎，到了1862-1866年，则增至7245万法郎。比1842-1846年增加一倍还多。1862-1881年间，维修好的乡村道路由265504公里增至362200公里，1868年7月11日颁布的法令更是宣布，在为期十年的时间里，由政府给予市镇提供1亿法郎津贴，用于修建农村道路。

从1869年开始，每年支付1000万法郎。此法令被称作“村间道路的真正宪章”。无疑，这些乡间道路的广泛修建使乡村之间、乡镇之间的交往变成易事。而在铁路网日渐完善、发达之后，这些乡间道路的重要性显然更加凸显。此外，政府还拨款将原来仅限于农村主要居民点的邮政网推广至一般村落，此举亦明显有助于加强农村与城市、与全国的联系。

在第二帝国时期，政府还对各地的548个农业促进会和农业园艺协会也都提供了稳定的财政帮助。甚至还发放农业竞赛奖金，对于耕作、肉用牲口饲养等予以物质奖励。

三、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农业科技现代化

作为一位能够致力于推进现代化的“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拿破仑三世对如何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始终极为重视。例如，他曾在1860年1月5日致时任国务大臣阿希尔·富尔德的信中，表示希望实现农村现代化。为此，政府在各地组建了诸如农业促进会和农业园艺协会之类的协会，不仅积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还积极推广更先进的农业机具与若干有利于农业的化学发明。如果说在19世纪前期法国农业的耕种方式总体上还比较落后的话，那么，在第二帝国期间，已有非常明显的改进，而这也是和拿破仑三世及其政府的相关举措分不开的。

由此，第二帝国时期，用休耕方式来蓄养地力的传统做法已被逐渐摒弃。在这之后，农民日益以施肥作为维持地力乃至改良土壤的主要途径，其中化肥使用量明显提高。在政府的鼓励和相关协会人员的推广下，不仅铁制机具普遍代替木制机具，而且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其中，如果说在19世纪40、50年代只有在博斯平原和布里地区使用长柄镰刀，那么到70年代其已经在全国迅速普及，大有取代普通镰刀之势。由于较之普通镰刀，长柄镰刀的劳动效率可提高25-35％，其对农民带来的好处可想而知。

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下，谷物加工的处理从原始碾压方法逐渐地过渡到广泛使用各种各样的脱粒机，如滚筒式脱粒机或移动式畜力脱粒机等等，在1860年代甚至还用上了蒸汽脱粒机。后者表明，法国的农业的机械化已经开始起步。

为更好推广农业技术，还在蒙佩利埃、格里尼翁和格朗德茹安等城市的学校中专门培养农业技师。与此同时，在师范学院开设了若干农业课程，以便小学教师掌握农业知识，并在农村加以传播。政府还建立模范农场与农场学校，介绍新发明与开展农业教育。

总结

正是受益于拿破仑三世及其政府的高度重视，举措得当，以及在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加之交通状况的改善和农业本身的变革，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在“三农”方面才可望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取得如此令人称道的业绩，这一时期亦才有可能如在由乔治·杜比和阿尔芒·瓦隆主编的《法国农村史》所宣称的那样，是法国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或者说如巴黎一大教授克里斯多夫·夏尔在其《19世纪法国社会史》中所称的法国“旧式农业制度终结”的时代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