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兵败台湾，丢失大陆的重要原因，也是国民党内部成员的贪污腐败。民国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在大陆政权覆灭，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时间内，贪腐现象都是与日俱增。

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后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高级官员依仗抗日有功劳，军队克扣与冒领军饷，参与投机，贪污腐败活动可谓明目张胆。由于贪污腐败严重，使得美国政府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

蒋介石也知道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严重，他本人也是下定严厉措施惩治腐败。为此，蒋介石成立过专门部门整治贪腐。而且为了整治贪腐，不惜枪毙多人。仅在1942年, 由蒋介石亲自批示严惩和枪决的贪腐分子就达多人，但都是收效甚微。

那么，为何蒋介石的各项贪污腐败举措又为何都一一失效呢？

一 反腐措施大多数是一纸空文

蒋介石本人是不贪污腐败的，至少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他本人贪腐的证据。而且，蒋介石本人对贪污腐败是坚决抵制的。他对大多数腐败人员都是不手软，也请自己的“文胆”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严厉的反腐败措施，如制定《中华民国刑法》、《惩治贪污条例》等等，对国民党内部反贪污腐化行为进行严格规定，并且制定严密的惩罚措施。

蒋介石在组织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整套的审计监察机构，设置行政监察反贪部门等。在反贪机制上有弹劾权、建议权、纠举权、调查权、监视权、同意权等，可以看到蒋介石的反腐措施是非常用心的。

但这些条文规章和制度，并没有发挥反贪腐的保险箱作用，在实践的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从上到下对反腐的执行力度，由强逐渐转为弱，这也使反腐工作开展最后流于形式。

如蒋介石的反腐计划和反腐措施大多是都是空言，没有获得真正的落实。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李宗仁和黄绍竑等十二名中央委会，联名一致提议“党员财产及所得最高限度标准”，就是对国民党财产所得税制定一个最高标准，却没有获得采纳。

还有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决议案“党员财产登记制度”也只是停留在文件上。在文件报告中的反腐计划和反腐措施，最后都是规定了，也最终执行不了。

虽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设立了党务等专门反腐机构，以及成立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在诸多领域开展反腐败活动，开展“整党”、“清党”、“反贪”等一系列活动，还有任命清廉有能力的官员打击贪腐，清除党内一系列不良腐败分子的活动。

但这些活动都是流于形式，国民党贪腐非常严重，很多时候都是查到一个就无法追查下去，也就是刮一阵风就去就没有了。于是，一些人看到反贪腐工作流于形式，也跟着肆无忌惮利用手中职权聚集财富，没有收敛的趋势。

二 一党训政制度，使贪腐工作难以落实

蒋介石在国民党实施的“一党训政”制度，这也使国民党既是执政党又是监督党，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在“一党训政”制度下，国民政府的司法院、立法院和行政院等机构，都受着中央国民政府机构的控制，很难拥有独立运作的权力，在开展反腐工作时候必然受到制约，自然很难查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分制。

蒋介石以“总裁”自称，掌握了最高权力，对党内异己分子一律实施打压政策。在缺乏权力监督的情况下，反腐败工作自然是难以开展。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的制度不健全，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腐败的力量，如舆论、道德、法律等，滋生了腐败的温床。

三 蒋介石反腐因人而异, 处境两难。

蒋介石在反复工作开展上都是因人而异。他靠着四大家族的势力掌握了权力，自然不可能真正触及腐败的真正根源，也就是深水区，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集团。

所以，蒋介石在反腐工作开展都是因人而异，处境两难，在心理上对四大家族偏袒从容，不愿意对四大家族动真格。凡是涉及四大家族的贪腐案件，蒋介石的态度就是能掩埋就掩埋，不想动了四大家族利益，毁掉独裁统治的根基，让反腐工作使自己最后失去了统治权。

如在194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材料中显示，宋霭龄在美国花旗银行的存款，大约是8000万美元，宋子文有7000万美元，宋美龄是1.5亿美元。因此，美国杜鲁门总统就抨击，四大家族孔宋豪门都是一个贼！这也是蒋介石纵容造成的。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最后几年，国民党腐败问题犹如洪水猛兽，把国民党统治根基一步步吞噬。蒋介石对少数贪腐分子严惩，枪毙多人时候，也对亲信贪腐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尤其纵容国民党重要的军事将领。

在蒋介石看来，在军事上获得胜利的，贪腐多少没必要追究。尤其蒋介石在与小日本、与共产党战争时候，对于在战场上获得战功，以及铁杆谋士、“肱股之臣”、故部亲属，都是依靠这些人才能巩固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不可能下狠手。

尤其在国民政府无法发配足额俸禄给官员和军队军饷时候，对于官员和军队利用职权贪腐来谋生，减少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这也使军队腐败也不是那么可恨。所以，蒋介石的反腐工作陷入一种“反腐、亡党；不反，亡国”的两难尴尬境遇。

这样，蒋介石处理贪腐案件有时候下手狠，绝不姑息养奸。但有时候也是姑息迁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对于林世良必须杀，但是四大家族的孔祥熙只能撤，孔令侃也不能动。由于蒋介石在反腐工作上不能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因人而异、亲疏有别，这一种双重标准的反腐工作自然难以收到效果。

四 国民党时候的中国社会环境不利于廉政建设

国民党处在战争环境，也有利于滋生腐败现象。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政府面临着外交困境和巨大的军事压力，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财力，财政收入远远不足以支撑战争上开支。

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向美国借贷、增加税收、印制纸币等方式筹集资金，这也滋生了贪腐的土壤和空间。很多资金都没用在战场上，反而是进到了国民党官员的腰包里。一些国民党内部官员和干部，都会采取层层盘剥的方式吞没资金，包囊私利。

如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资源富饶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等大部分富庶地区的沦陷，严重损害了我国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于是，国民政府在迁都重庆之后，大部分依靠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经济财力的支撑。

由于西北和西南地区，本身就是资源匮乏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一些官员巨额商人都利用战争时候的混乱局面，开展囤积奇货、走私贩运和投机倒把等活动，从中牟取暴利，这证明了国民党时候的中国社会环境，也必然滋生了腐败现象的产生。

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纵容与融合腐败行为的做法，如“人情”、“家天下”、“朋党”等，这也使贪污腐败活动不受公众舆论谴责。由于贪腐土壤的深厚，这也为蒋介石反腐败活动开展造成了很多麻烦和阻碍。

结语

这样，国民党由于贪污腐败严重，使蒋介石在1945-1949年短短四年时间内，从一个领导中国抗日成功，声望如日中天的执政党，然后迅速腐化，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一切如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指出的：

“国民党变得如此腐败无能, 如此不得人心, 以至于哪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 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 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

可以看到，蒋介石由于整治贪污腐败力度不够，使得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大陆。我们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失败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那就是必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