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间流传的一句老话中，有着这样的说法：“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我们都知道，响马指的是马贼，靠快速的马匹进行劫掠活动。那么，蹚将是什么？他们又为何会与山东的响马齐名？蹚将，究竟是一个官职，还是一种特殊的土匪？ 这一问题令人费解，引发了对历史深处的追溯。

实际上，蹚将并非官职，而是指那些出于生计压力、走上劫掠之路的工匠。这些曾经的手艺人，因战乱与饥荒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最终选择了以暴力求生的道路。但是，这些工匠为何变成了土匪？是什么让他们走上这条不归路？ 随着故事的展开，蹚将背后的生存困境和历史悲剧逐渐揭示。

一、山东响马的兴起

在明朝至民国时期，山东地区逐渐成为响马的温床。山东地理位置特殊，位于中国东部的粮食主产区，农作物丰产，但也频繁遭遇自然灾害，如洪水和干旱等。每逢灾荒年，辛勤劳作一年的百姓瞬间陷入绝望，许多人沦为流民。这些流民中，一部分人迫于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土匪群体——响马。

明朝时期，朝廷推行了一项名为“民牧”的政策，要求地方上的养马户向朝廷提供大量马匹，以供应军队使用。这本是为国家安全着想的政策，却因执行不当，造成了山东大量养马户的破产。当马匹供给不足时，养马户往往需要以高额赔偿金补偿朝廷，这一负担直接压垮了许多家庭。面对这样的经济困境，许多破产的养马户只能利用手中剩余的马匹，走上了以马为工具的抢劫之路。

响马之所以得名，正是因为他们的抢劫行动以马为主。马匹的速度使他们在作案后能够迅速逃离，令官府难以追捕。更具特色的是，响马常在马脖子上挂上铃铛，行动时铃声叮当作响，成为他们的象征。随着时间推移，响马以其迅捷的劫掠方式和灵活的行动，逐渐在山东乃至全国声名鹊起。

在民国时期，响马活动达到了高潮。1923年的临城劫车案便是响马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当时，一群响马为了逃避北洋政府的追捕，竟然劫持了一辆载满外国人的火车，事件震惊国内外。这次劫车不仅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也使得山东响马的名号更加响亮。响马的抢劫方式独具特色，成为了那个动荡时代中民众既恐惧又无奈的存在。尽管在现代，响马的活动早已不复存在，但他们的名号仍旧在民间流传，成为山东历史的一部分。

二、河南蹚将的由来

相比山东的响马，河南的“蹚将”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河南作为中原重地，历史上饱受战乱与灾荒的侵扰。尤其在清末民初，河南的社会动荡尤为严重，百姓的生活极其困苦。与响马不同，蹚将最初并非职业土匪，而是一些以手艺为生的工匠。这些工匠包括铁匠、木匠、泥匠等，靠着手艺养家糊口。

然而，手艺人的生活一直以来都很艰难。战争与天灾不仅摧毁了河南的农业经济，也使得工匠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客户。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许多人无力再去支付工匠的服务费用，工匠们逐渐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面对日益艰难的生存条件，工匠们逐渐失去了希望，有些人甚至在绝望中放弃了手艺，转而通过抢劫维生。

这些工匠最初并非有意成为土匪，然而，在生计问题的逼迫下，他们被迫走上了这条道路。“蹚将”这个词最早的意思其实是“蹚匠”，即靠手艺为生的人，但随着这些手艺人的生活无以为继，他们逐渐变成了抢劫他人的“土匪”。蹚将并不像响马那样有马匹作为优势，而是依赖人数和地域占据优势。许多蹚将开始占山为王，逐渐演变为地方上的一股强大力量。

白朗作为河南地区最著名的蹚将之一，充分展示了这一群体的崛起与演变。他原本是宝丰县的一名普通农民，生活虽艰辛但平稳，直到饥荒和社会动荡让他失去了生活来源。白朗决定起事，带领一群跟随者展开反抗。他的队伍最初只有200人和少量武器，但他凭借勇气与胆识，逐渐扩大了势力，甚至能够挑战地方政权。白朗的崛起反映了蹚将并非单纯的土匪，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反抗压迫的色彩。

然而，随着蹚将势力的壮大，他们的暴力行为也逐渐失控。白朗的队伍不断壮大，甚至形成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力量，横扫河南各地。蹚将的崛起带有一定的反抗性质，但其暴力行为导致了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崩溃。河南地区的百姓在蹚将与政府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地方官府无法有效治理土匪，蹚将的活动不仅给地方带来了社会恐慌，也引发了大规模的混乱。

蹚将的暴力行径，虽然最初源于生存压力，但随着势力的扩大，逐渐脱离了其初衷，变成了地方政权的威胁。白朗的队伍在各地掠夺财富，并与政府军展开对抗。他的行为尽管带有反抗精神，但也给地方社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破坏。蹚将最终的失败与他们过度依赖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方式密不可分。

三、蹚将与响马的对比

尽管蹚将与响马同样是土匪，但两者的形成原因与行为模式截然不同。山东的响马多为马贼，依赖马匹的速度和机动性，抢劫方式灵活而迅捷。响马的名号正是因他们行走江湖时马匹脖子上的铃铛声而得名。响马的抢劫方式具有高度的隐秘性，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往往在路上进行短暂而迅速的劫掠，事后迅速逃离现场。他们抢劫目标多为富商或过路客商，劫掠后迅速远遁。

与响马相比，河南的蹚将则更依赖人数优势和地域控制。蹚将通常占据某一地区，甚至长期占山为王，与地方政府和地主势力抗衡。蹚将的活动范围较为固定，通常占据某一山区或城镇，进行长期的抢掠与统治。他们不仅仅是游击式抢劫，更多时候会通过占据一定的领地，成为当地事实上的控制力量。蹚将的暴力行为更为频繁和长期，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四、蹚将与响马的消亡

然而，尽管两者作风不同，但最终响马与蹚将的命运却殊途同归。随着民国后期社会秩序的逐步恢复，蹚将和响马的活动开始走向终结。法制逐步健全、地方军阀的清剿以及社会经济的逐渐复苏，彻底动摇了这些土匪群体的生存基础。特别是在北洋政府与地方军阀相继采取措施打击土匪，积极清剿山寨土匪势力的背景下，响马和蹚将逐渐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

在政府力量介入之前，蹚将和响马之所以能长时间活跃，是因为政府控制力薄弱，法制松散，社会动荡不安。这种背景下，百姓和地方官府对土匪的打击乏力，甚至部分地方政权与土匪之间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政府开始重新建立对地方的控制，军阀和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维持地方稳定的重要性，清剿土匪成为了一项重要任务。

大量土匪被招安。在北洋政府和地方军阀的政策中，部分土匪选择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招安，进入地方政府或军队，成为政府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招安政策，政府不仅减轻了土匪的威胁，还强化了地方政权对这些地区的掌控。一些响马和蹚将选择了投降，换取了一条生路，但他们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自由与控制力。相对而言，少数顽固的土匪则拒绝招安，继续占山为王，最终在政府的持续打击下被剿灭。

经济复苏也对土匪的消亡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逐渐稳定，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恢复，工匠们重新找到了生计，不再依赖暴力手段生存。河南和山东的百姓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蹚将和响马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土壤。农民不再流离失所，工匠们重新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过去以抢劫维生的土匪生活方式逐渐被淘汰。经济的复苏使得土匪的存在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和不必要。

与此同时，军阀和政府的联合行动也对土匪势力进行了大规模剿灭。政府逐步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军阀为稳定地方势力，积极配合政府打击土匪，尤其是那些占山为王的蹚将和响马。经过几轮大规模的剿匪行动，蹚将和响马的大本营被摧毁，幸存者要么投降，要么被消灭。那些曾经以暴力和恐吓维持生存的土匪势力，最终无法在逐渐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存活下去。

尽管蹚将与响马的实际存在已经被历史尘封，但他们的故事仍然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了许多小说、戏曲和民间传说的素材。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动荡，也警示后人：无论如何艰难，依靠暴力与不法手段生存，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言，“时势造英雄，亦造恶徒”，蹚将和响马的故事便是那个特殊时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