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监察制度始创于金熙宗天眷年间。海陵王时期，出于加强皇权的目的，统治者开始逐渐加强监察机构的力度，并对各级官员进行严格的监督。

金世宗时期的监察制度基本上沿袭了海陵王时期的既成体系。此时的监察机构主要是御史台，内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等官员。

其主要职责是“掌纠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鞠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监察范围之内。

朝廷通过监察人员得到各级官员的政绩，并和吏部的相关考核夹杂起来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以此作为凭据对官员进行不同程度的调用。

但是，金世宗时期的监察制度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大定八年（1168年）九月，金世宗对时任御史大夫的李石说：“台宪固在分别邪正，然内外百司岂谓无人，惟见卿等劾人之罪，不闻举善。自今宜令监察御史分路刺举善恶以闻”。

1、混乱的监察制度对官员任用的影响

金世宗试图利用监察官员对各级官吏进行合理的监察，收其善政与恶政，并对其进行系统的评估，以此做为依据进行适当的调任。

然而监察官员只举其恶政，不举其善，使统治者无法根据具体的功过进行职位调整，尤其是在国家官员严重缺失的状态下，监察机构的这种监察方式对官员的任用产生一定的负面效果。

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御史台上奏所察各地官员的罪与过，金世宗看了之后很不满意，并说：“卿等所廉皆细碎事，又止录其恶而不举其善，审如是，其为官者不亦难乎。其并察善恶以闻”。

由此可知，从举善行这一做法来说，金代监察官员的确存在失职行为，并且金世宗本人对此表示十分愤懑。

金代的监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官员的任用相关联，其监察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升迁问题，因此统治者十分重视监察机构对各级官吏的监察结果。金世宗明确表现出对监察人员做法的不满，认为他们这种行为是不称职的表现。御史台曾请求增加监察官员，金世宗说：

“採察内外官吏，固系监察。然尔等有所闻知，亦当弹劾。况纠正非违，台官职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从这段话的字里行间中，可以揣测出金世宗对监察官员的不满。他认为监察官员不能端正自己的姿态做出公正的监督，挑选出称职的人才，与统治者本人的意愿相违背。与此同时，监察机构的失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监察官员在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和选拔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不作为状态。

通过上述简要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金代的监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员的任用，并且这种现象与金世宗渴望人才共治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并且这种现象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其实，在整个金世宗统治期间，监察机构一直都不够完善。曾有人建议设置提刑司，但金世宗没有采纳。因此，在官员的任用政策上，监察人员的失职又为人才的选用留下了一个负面影响。

2、金世宗的民族思想对官员任用的限制

金朝是由来自东北地区的女真民族建立的一个王朝，其民族本位思想深深扎根于金朝统治阶层当中。

虽然金世宗统治时期，国家整体的汉化趋势不可逆转，而且金世宗本人也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金世宗无法摆脱身为女真统治者的现实，尤其是在汉化的大背景下，女真人的腐败行为让金世宗深恶痛绝。他认为这将会影响金朝的统治基础。所以金世宗在位期间力图恢复女真族以往的民风，巩固金王朝的统治。这在金世宗身上则体现为民族本位。

因此，金朝统治者在治理广大中原地区和当地汉族人民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持有本民族至上的原则。

这也就决定了金朝制定的所有大政方针在大多层面上都是出于维护女真民族统治者的利益。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金朝的统治阶层就不免存在民族歧视现象。金朝自建国之初就存在民族歧视现象。赵子砥在其所著的《燕云录》中明确提到：“有公事在官，先汉儿，次契丹，方到金人”。

又如：“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这里的“汉儿”主要指的是辽代统治时期燕云地区的汉人。等到金朝控制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后，又把这些地区的汉人称为“南人”。清代学者赵翼在他的著作《廿二史札记》里提出：“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

这种现象在金世宗统治时期也可以得到证实，大定十三年（1183年）金世宗对贺扬庭说:

“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

金世宗把河南人和山东人统称为南人，而汉人则指燕云地区的百姓。又如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金世宗提出：“女真进士可依汉儿进士补省令史”。

因此可以得知，从金初到金世宗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南人”和“汉儿”的说法仍然存在，金朝统治者始终没有摆脱民族偏见的心态。

金世宗是个典型的守成民族本位主义者，例如清代史料记载“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

因此，金世宗在位期间极力宣扬女真本民族的传统。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金朝统治者必然首先重用本民族官员，这就对广大汉族及其它民族官员的任用产生不利影响。这种负面因素对金世宗官员任用政策的影响还是较为明显的。

例如大定七年（1167年）金世宗与时任参知政事的唐括安礼讨论南路女真贫苦问题。世宗的提议是将当地汉户签军，并在山东路沿边安置，将汉户土地让给女真户。

唐括安礼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女真户和汉户已经混居而且同为国人，不应如此。

金世宗当即表示不满，对唐括安礼说:“卿习汉字，读《诗》、《书》，姑置此以讲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真拜，卿独汉人拜，是邪非邪，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真、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唯女真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

从此段描述中可以得知，

金世宗对待各个民族都划分有严格的界限，并对女真族和汉族进行类别区分。这种族类的区分从侧面表达了金朝统治者对汉人的抵触情绪，在某种层面上削弱了汉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国家人才的选用产生不利影响。

金末文人元好问提到：“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书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为宰相，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二人为执政官。凡在此位者，内属、外戚、国人有战伐之功、豫腹心之谋者为多；潢霫之人，以门阀见推者次之；参用进士，则又次之。其所谓进士者，特以示公道，系人望焉而”。

由此可知，以汉人为主的进士群体，很难进入中央决策阶层，其地位也就可想而知。金世宗不但对汉人如此芥蒂，而且对契丹民族也存在明显的排斥。我们从金世宗与唐括安礼的对话中就可以得知这一现象。

世宗说：“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群牧使鹤寿、驸马都尉赛一、昭武大将军术鲁古、金吾卫上将军蒲都皆被害。赛一等皆功臣之后，在官时未尝与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见矣……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

大定九年(1169年)，完颜思敬上书提到要将契丹人分隶女真猛安中。到了大定十四年（1174年），金世宗要将叛乱之后的契丹余党迁往辽东地区加以看管，“上欲徒窝斡逆党，分散置之辽东……于是，以尝预乱者，徒居乌古里石垒部”。由此可见金世宗对契丹人的防御之心。

又如《金史》裁:“十七年，又以西南、西北诏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狠戾，复恐生事，它时或有边隙，不为我用，令迁于乌古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由此可见，金朝内部对契丹民族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

在此情况下，金朝统治者则不免带有排斥契丹民族的民族本位主义思想。这也决定了金世宗在官员的任用上不可能让契丹人担任国家紧要官职。

3、金朝统治者的民族本位思想

与海陵王时期相比，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有大量契丹人在国家中枢机构当中担任要职的身影。因此，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必然会对国家的官员任用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金世宗在民族本位这方面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

。他任为契丹民族叛服无常，终究无法成为女真人的盟友，所以处处给予排斥打击。而契丹民族也终究无法容忍女真人的残酷，以叛乱的方式作为对女真人的回馈。

金世宗在排挤异民族的同时还给予女真民族官制上的特权。大定十七年（1177年）正月，金世宗对宰臣们说：“宗室中年高者，往往未有官称。其先皆有功于国，朕欲稍加以官，使有名位可称，如何？”。

四月，又对宰臣们说：“郡县之官虽以罪解，一二岁后，亦须再用。猛安谋克皆太祖创业之际于国勤劳有功之人，其世袭之官，不宜以小罪夺免”。此外，在官员的除授上，女真族也有着不同于汉人的优势。

例如大定十七年（1177年），金世宗就说：“除授格法不伦。奉职皆阀阅子孙，朕所知识，有资考出身月日。亲军不以门第收补，无荫者不至武义不得出职。但以女真人有超迁官资，固出职反在奉职上”。

然而，唐括安礼却说这是祖宗以来的规定，恐怕难以改正。

由此可知，在女真统治阶级眼里，保护女真民族根本利益的这种思维方式始终是根深蒂固的。而这种思维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民族入仕的积极性，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官员缺失。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金朝统治者的民族本位思想对金朝的官员任用政策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

汉族、契丹等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很难有所作为，其进入国家机构担任官员的途径被削弱，能够为国效力的人数也就不断减少。由此可知，金代的官员任用和选拔大多以女真族的官僚群体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