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藻是两宋之际的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的史学著作较多，主要有《靖康要录》、《裔夷谋夏录》、《青唐录》、《元符庚辰以来诏旨》等书。可他为何会被比作陆贽，究竟有何成就？

一、仕途

汪藻自幼时起，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汪藻中进士乙科，在琼林宴上他大显才华。史载：

“琼林赐宴，酒半，上方赐冰，状元霍公端友属公表谢，授纸笔立就，如素习，一座惊叹。”

他先调任婺州观察推官，寻改任宣州教授。丁父忧毕，授从事郎、荆南府掌书记。不赴，遂改为江南西路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在江西任上，汪藻与江西诗派文人交游甚广，并曾向徐俯学习诗法。

此后，名声大噪，“人知其名，家有其书。”崇宁五年，回京，“徽宗亲制《君臣庆会阁诗》，群臣皆赓进，惟藻和篇，众莫能及。”

时人给予藻极高的评价，与当时精于诗文的胡伸并称“江左二宝”。

政和五年（1115年），汪藻迁官至《九域图志》所编修官，这是他首次参修史书，也是他修史活动的开始。政和七年，他任秘书省校书郎，参修《秘书总目》。随后官至著作佐郎，参修《徽宗日历》。后转官符宝郎。政和年间几次参修史书的经历对汪藻日后独立编撰史书有重大影响。

政和八年，罢符宝郎，出外通判宣州。其因是：“始，公在太学，与王黼有纤芥，后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废斥。”汪藻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认为为官要自爱，要救国救民，位列人极，要得行其道，若不能行其道。他宁愿辞官赋闲。当时内侍梁师成刚位居显位，此人“慧黠，稍知书”，善于逢迎拍马，结党营私，权倾一时，时人号称“隐相”。

经他推荐的人多至高官，他“闻藻罢，使其客吴可通诚款曰：‘服公名久矣，幸过我，禁从可立得。’藻不往。或劝之，笑曰：‘若欲使，我与可等伍邪？’”这时的汪藻清高，不汲汲营营于显达。

汪藻放弃了梁师成提供的机会，在家赋闲八年。

钦宗即位后，重新起用汪藻，诏“为屯田员外郎，再迁太常少卿”。

靖康二年，“兼权起居舍人”。金人围城、汴京失陷及二帝北狩，汪藻都亲身经历。处于中央核心地位的汪藻，亲身经历亡国之变，其所见所闻对他绍兴间撰修史书有重大的影响。

高宗即位后，任命汪藻为中书舍人。时道艰辛，国势飘摇，汪藻遇事多议论，得罪时宰黄潜善，黄潜善遂借何烈事，罢免汪藻，“为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次年朝廷复召汪藻“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擢给事中。”

建炎四年，汪藻“迁兵部侍郎兼侍讲，拜翰林学士。”高宗以“所御白团扇亲书‘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十字以赐，缙绅荣之。”

此时是汪藻仕宦生涯的高峰，他职掌内外制，制词为世所传诵，时以比之唐陆贽。

绍兴元年（1131年），汪藻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请求修撰《元符庚辰以来诏旨》，得到高宗允许。五年，移知抚州。未几遭罢，提举江州太平观。六年六月，复召续编《元符庚辰以来诏旨》。

八年，书成，升显谟阁学士、知徽州。十二年，知泉州，移宣州，改知镇江府，后来被人认为是王黼同党，落职居永州，四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桧死后，汪藻因有功于《徽宗实录》的编修，追赠他为端明殿学士。

纵观汪藻一生，他的仕宦生涯并不顺畅，他曾先后出任六州的地方长官，但他政绩突出，深得民心。如知湖州时，“

朝廷和籴米六万斛，公视湖六县民力所堪，蠲三之一，而上书自劾。”

诏勿问。

这体现了汪藻以民为本，为民谋福祉，不求名利的一面。又如他知泉州时，“阇婆国王附送数龙脑百两为公寿，公却之。或曰：‘异国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却也。’公饬送公帑，一铢不取。”这又体现了汪藻为官清廉的一面。再如知镇江时，不畏强权，正直不阿，以民为本。汪藻博极群书，涉猎极广。孙觌称他“博学强记，自六经百家太史氏之籍，先儒笺疏传注之书，兵家、族谱、方言、地志、星经历法、佛老之众说，与夫万里海外、殊方异域荒怪之序录，无不记览。”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洪迈“得旨编修《钦宗实录》、正史，除日历所发到《靖康日历》及汪藻所编《靖康要录》。”可见《靖康要录》的作者就是汪藻。

《靖康要录》成书之后在宋、元、明、清均有流传本，官私书目中多有著录，而著录详略各异。据各家书目中的简要记载，该书出现的版本主要有宋刊本、明抄本、清抄本等，并且该书在清代的流传、著录情况最广。

《靖康要录》是研究北宋钦宗朝史事的重要资料，书中所录的奏令原文，无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该书在内容的编排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憾。

二、史学贡献

宋代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史学莫胜于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问世，使得编年体得到了复兴。

在编年体史书盛行的大背景之下，汪藻的《靖康要录》也是其中代表之一，但是本书又有一些不同于一般编年体史书的记事特点。

清人张钧衡称《靖康要录》为“日历体”，宋代所修的日历今已散佚，仅在他书偶见几条，也是奏疏诏令的内容。汪藻曾参与编修《崇宁日历》，有编写日历的经验，对日历的编修体式较为熟悉。

因而他在编修《靖康要录》时体现日历体的特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汪书的系时方式不同于一般的编年体史书。编年体史书的系时方式一般都是干支法，如《长编》的“仁宗嘉祐三年九月乙亥”、“哲宗元祐二年五月癸丑”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建炎元年春正月辛卯朔”、“建炎元年二月壬戌”等。

而汪书的系时主要采用日期系时法，即“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卯”、“靖康元年三月七日”之类，唯有钦宗皇帝即位之前史事的系时法，依旧是干支系时法，“宣和五年二月乙巳”、“十一月己亥”等等。此种日期系时法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的即采用此种做法，如“宣和四年九月十三日”、“靖康元年四月六日”等。

汪书中还有部分追叙的内容。一方面，本书在全书前对钦宗即位之前的事情进行了简单概括的叙述。

以追叙的手法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完整、细致地叙述，有助于读者对事件进行更加完整、全面地认识。

汪藻一生的史学著述不少，有记录亡国史的《靖康要录》，有记录徽宗朝诏旨的《元符庚辰以来诏旨》，也有他关注吐蕃地区，记录该地区政权变更、对外关系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的《青唐录》，还有记录宋金盟约关系的确定与破裂的《裔夷谋夏录》。可以说汪藻的史著涉及的范围较广，他关注的史事也是较全面的，两宋之际，他是一位有独特眼光的史家。

可惜，汪藻的史著目前完好存留下来的仅有《靖康要录》，其余三部著作或是亡佚或是残缺。

但是，汪藻对南宋史学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汪藻的史著颇多，丰富了南宋史学著述的种类与数量。北宋亡国之后，不少有识之士都对北宋亡国这段史事作有著录，北宋亡国的私家著述较多，而《靖康要录》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部，在组成南宋庞大的编年体史书队伍中，《靖康要录》也是代表之一，而且该书在编修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关于两宋史著中，介绍吐蕃地区史事的著述主要有《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高永年《元符陇右录》、曾布《曾布日录》、赵挺之《崇宁边略》等，但是这些书对吐蕃地区的介绍仅是涉及，没有作专门的介绍，而汪藻《青唐录》则是完整介绍吐蕃地区史事的专门性著作，《宋史》中虽有《吐蕃传》作专门介绍，但所载内容不及《青唐录》详细，前文已述。

此外，汪藻还有介绍宋金约盟、进而盟约破裂的《裔夷谋夏录》，该书所载的金代史料价值较高，是研究金史的重要史料。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考证北宋文学之臣多半熟于经史之学，他们每被顾问，均能于仓猝之间引经据典，援引应对，所以他认为：“北宋文学之臣，稽典故，援经史，俱确有据依，岂后代所可及哉！”

北宋名臣钱若水、刘敞、欧阳修、司马光、范缜、苏辙等，他们既是文学家，同时又是史学家，可与汉代的司马迁和班固相媲美。汪藻是两宋之际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史学家，也是宋代文人史家的一个代表。“他是史学家司马光至李焘、李心传之间的过渡性人物”，他在南宋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实为其时的一位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