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在早期中国范围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儒家经历了由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曲折发展历程，并深深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性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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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学在秦始皇时期和汉武帝时期的不同命运表现，通过梳理比较先秦儒、法两家思想的分歧，分析比较秦始皇、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文化政策，以此探讨相较于周朝，处于大时代转变形成过程中的秦汉在文化继承和政治革新之间的纠葛，说明文化的继承创新对政治改革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反之，文化问题处理不当，也会影响到政治改革的成效。秦朝“焚书坑儒”问题，探讨秦朝兴亡问题，儒、法两家的关系问题，汉代儒学复兴问题等等。

首先，关于秦朝的儒学研究。儒学在秦地三个时段的发展与困境，虽然儒学在秦朝并不是完全没有地位，而且还有一定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在思想、政治领域发展式微。

其实随着秦朝在军事上、政治上统一格局的形成，思想文化的统一也是刻不容缓。秦始皇作为秦代开国皇帝同时肩负了统一全国思想文化的重任。但是他与他的儿子胡亥并没有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前人在总结秦速亡的原因时，指出“一是秦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

二是秦始皇及其二世皇帝的个人性格”。

分析秦朝未能完成“逆取顺守”的转轨，文化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

他总结了五个因素：一是重民思想的缺失，二是儒家传统薄弱，三是法家文化的独尊，四是对历史经验的蔑视，五是皇帝权势与贪欲的极度膨胀。

看到了文化继承对政治革新的重大影响的同时，指出文化融合的多元性和历时性。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中就说到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但为什么儒家能在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自汉武帝起官方之学的原因，简单提及是汉儒对秦朝法家的批判和汉武帝时期时势的需要。

毫无疑问，

秦代的短命让汉朝统治阶级十分警惕，因此不断反思、警戒秦亡的经验教训

。其中汉代知识分子们批判最多的就是秦朝的指导思想法家。“西汉像样点的儒生，无不反秦反法”。因此研究秦朝的儒学问题，必然会涉及到秦朝法对儒学的影响问题。

从思想的历时性而言

，因为秦朝的短命，所以秦朝儒、法思想的分歧，其实质就是战国时期的儒、法思想的差异的延续

。或者说，战国时期儒、法思想所存在的根本差异延续到了秦代，他们各自传承了自己的学派特质，并在大一统的和平环境下凸显出来。其中，在历史观生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就尤其明显。

在历史观上儒家注重相“因”继承，而法家则强调历史的变革。以商鞅的历史观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指出商鞅是为了他的变法理论提供依据。商鞅历史观的立足点与儒家不同，不是建立在“德”上，而是“力”上。

关于韩非子的历史观，韩非子否定“法先王”，其根本是反对仁政、德化、尚贤等伦理道德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历史观与儒家的不同，是儒、法两家在政治理论上存在很大分歧的表现之一。儒家崇尚伦理价值，强调以德传世；法家则尚力，只讲工具价值。这从某方面而言，说明法家并没有意识到历史作为一种文化在政治上的作用和意义，历史仅仅是他们论证政治必须改革的手段之一。

要知道儒家思想脱胎于周代宗法分封制，分封制代表着儒家的理想。儒家思想是西周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法家是在政治组织脱离并独立于血缘组织的过程中产生的；“礼”源自宗法血缘，“法”从政治组织衍生出来。

从宗法分封制到皇帝郡县制演变的本质，这是血缘组织解体、政治组织从中脱离并独立的过程。法家是在政治组织脱离并独立于血缘组织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儒家思想则恰恰是西周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

事实上，不仅是秦朝的儒者淳于越认为只有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分封制才能长久地维持国家统一，而且后世的儒者也持相同看法。秦朝的短命恰恰是因为采取了郡县制，失去了宗室子弟和功臣的扶持；从天下失序的后果来比较分封制和郡县制，认为分封制下的国家不会出现不可挽回的局势，而郡县制之下的失序天下则是后果严重、不可挽回。

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者之所以力挺分封制的原因，是因为来自血缘纽带的政治忠诚并没有随着分封制的消亡而消亡，事实是还存在知识分子和民间百姓之中。同时，以为淳于越坚决反对郡县制，还有来自儒学的道德坚持和反专制的思想。虽然，这并不是针对秦朝儒法两家关于分封制、郡县制的争论而言，却也颇能说明当时的问题实质。

显然，秦始皇在秦国的郡县制历史中已经完全体会到了这一点。郡县制的最初设置就是出于军事需求，并同时具有集权的特征。这样的体制中，皇权之外再无私权，皇帝成为一元化统治结构的最高统治者，成为专制君主。商鞅的军爵制使得所有人都能参与到国家秩序中，直接面对君王，君王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最直接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这意味着君权的高度集中。同时，商鞅田制改革的实质是使土地国有化，最终结果是对宗法制度的彻底否定。总的来说，商鞅变法中县制的设置是“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的实现和保障。

因为儒家与宗法血缘制度的渊源，又宗法血缘制度逐渐瓦解，政治从血缘组织中逐渐独立出来，所以尚未能完全适应政治变革的儒学在政治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变得岌岌可危。因此，秦代的儒家面临着如何继续保持历史文化传承的优势，同时又该如何实现政治思想转变，以此顺应时代的问题。

关于西汉的儒学研究。军事、政治统一的帝国，需要思想文化的统一。

汉武帝“初立五经博士”应解读为诸子传记博士七十余人之外增立五经博士。董仲舒是以统一思想为目的从而提出崇尚“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方案，如果不废除诸子传记博士，就不能达成统一思想的目的，因此汉武帝必然会罢黜“杂学博士”。所以，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乃是专经博士。这个举动意味着：六经的官方传承否定了秦朝“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以官方的形式肯定了传承六经文化的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地位。

汉儒们对孔子“素王”形象的塑造是另一种确立儒家文化领导地位和发挥道德价值精神的重要方式。从商鞅、韩非到李斯一直力主君权至上，主张文化专制，使思想从属于政治。自商鞅到韩非子在君主专制上的理论趋于成熟。韩非子对君主权力的维护和巩固比商鞅更甚。

同时，法家思想将君王塑造为一个权力专制、仁德品质缺失的君王，私人道德与政治是不相容的。法家对君王的形象塑造，是纯政治的塑造，没有人之为人的伦理情感的体现。从文化层面而言，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否定了政治人物所具有的文化特性。法家不仅仅将政治人的文化特性去除，还消解文化人物的文化本质。

汉代知识分子反对法家的重要原因

。也就说，反法家思想，即是反君主专制。而能够与君主权力、政府权威相对抗的，只有道德和知识。所以董仲舒等学者将孔子作为道德价值和知识体系的权威，并冠以“素王”称号，与君王分庭抗礼。

董仲舒将孔子抬升至“素王”具有三个意义，

一是解决了“孔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行为的正当性问题”，二是“儒家德治理想的正当性问题”，三是“儒生在新时代中的生存角色问题”。汉儒提出“素王”议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儒学在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建构中获得其价值观上的优先性，而且汉儒对“素王”之“王”的解读乃是“一种道德的吸引力，而非权诈之术”。

汉儒对孔子的崇拜现象体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儒家群体“以封建教统本位视角看待教统与王统及王道理想的关系，要求制衡缺少王道理想的专制王权”。汉儒们塑造孔子“素王”形象，其意义乃是道德文化对专制政治的抗衡。

综上所述，道德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比如秦朝的“焚书”、秦朝的兴亡、汉武帝置《五经》博士的举措等等。以儒学的衰兴问题为主体，选择秦汉背景，以此了解文化继承和政治革新的关联，凸显文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