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新四军历史的军迷们都知道：尽管名义上叶挺是军长、项英是副军长，但实际上项英履行的是新四军政委的职责。特别是项英又是党的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而叶挺又是非党员的军长。这使得他在党的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里都没有任何职务，甚至连最基本的成员都不是。

新四军组织领导上的这种现实状况，使得叶挺基本上被排除在核心领导圈子之外。作为一军之长，重大决策事项参与不了，甚至根本不知情，这显然对新四军的作战和建设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制约和影响。

为解决新四军体制上存在的这一现实问题，叶挺曾于1938年6月，亲自到长江局找到周恩来，提出要建立新四军委员会，通过这一委员会决策处理新四军的一切军政问题。

对于叶挺的这一建议，周恩来表示赞同。他将这一建议进一步实化细化，提出详细的新四军委员会名单后上报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最终毛泽东主席复电同意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并决定以“项（英）为主任，叶（挺）副之”。

本来，成立新四军委员会的初衷是叶挺进入实质性的核心领导层，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参与重大决策和领导问题。但项英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根本不动声色，不予执行”。这使得事态发展非但没有得到缓解，还向更严重的方向上发展，甚至发生了叶挺“四次辞呈、两次出走的事”。

最终，由周恩来提议并经中央于1939年1月批准，对新四军委员会的领导组织进行了重新调整，主要是叶挺与项英的职务倒换，以“叶正项副”。

为使中央的这一命令在新四军内得到较好地贯彻执行，中央同时还指示要求“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可以看出，中央对调整新四军领导之间的关系态度是坚定的，举措是很硬性的。

中央关于新四军委员会作出这样重大的调整后，新四军的领导组织关系有什么新的起色变化呢？

一是项英确实在表面上对叶挺的关系有所好转。

关于高级领导之间的工作关系问题，中央很少下明确的指示要求。而这次对于叶挺和项英的关系问题，中央竟然下了这么重的指示要求，并且还非常明确具体。这足见中央的决心和力度。加之周恩来到皖南后还曾亲自做项英的工作。在这种大势下，项英是不好硬顶的，是不好完全排斥的。因此，表面上叶项二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起色和好转。

二是项英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并未真正改正过来。

叶项关系表面上的好转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摩擦和日伪对敌占区日益疯狂的进攻与扫荡，对于新四军作战和发展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项英与叶挺的分歧又日益加大。项英凭借他在党内的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以及新四军政委这三个绝对的一把手位置，使得他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又开始泛起。项英在骨子里对叶挺还是不尊重、不信任那一套，一切还都是由他这个党内的一把手说了算。正如后来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三是叶挺脱党十年不是党员的现实，极大地制约和影响了他的话语权。

叶挺曾于南昌、广州起义后脱党十年。任命他这个非党人士当新四军军长，是国共双方达成的一种默契与平衡。由于他内心世界完全倾向于共产党，并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使得他难免遭受国民党和蒋介石那一方的打压。而他的历史上的脱党经历和非党员身份，又使得他在以共产党完全领导的新四军内部，处处小心，格外谨慎。特别是在他与项英之间的关系处理上，使得叶挺压力很大。

对于叶挺的这种处境，曾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较长时间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文中也曾这样描写道：“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不满足他增加军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强大的攻势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

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失衡，势必对新四军的作战和发展问题带来极大的影响。我们看，后来的“皖南事变”的爆发，便是这种关系失衡导致新四军集体领导力严重弱化的一个折射。这是分析这段历史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与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新四军文献》《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