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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姬昌，历史上著名的圣明贤德君王，史书也好，封神演义也好，都明里暗里说文王是被无道昏君商纣王逼反，这符合历史事实吗？

其实周人灭商的过程有“以下犯上”的嫌疑，在历史上引起不少争论，然而在重视道德伦理的儒家史官和学者看来，周人的这一过程并没有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反而应该大力肯定。

《论语·泰伯》记载了孔子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可是，周文王是不是真的诚心侍奉商纣王呢？

周国的野心

姬昌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有慈爱的母亲，还有意气风发的老爸季历。

季历兄弟排名老三，本来没有机会继位，因为圣明的姬昌和妻子太任显贵的出身，而上位。

因为老婆、儿子而上位，导致季历非常想证明自己，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并积极对周边戎狄部落用兵。

季历先后征伐了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伐始呼之戎等，这就是《帝王世纪》里说的：“太丁之世，王季伐诸戎。”

周人的这一番征伐，开疆拓土，势头极其迅猛。但是周毕竟只是商的属国，季历这番努力过了头，周人的野心被商人察觉。

于是商王武乙以田猎之名，到周所在渭河巡视，结果莫名其妙死在那里。按《史记》记载“帝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

堂堂商王，被雷打死了，诡异。

商王真正的死因，众说纷纭，有说死于商朝内部争权的巫师集团的暗杀；有说死于周国季历的暗杀；当然也有可能真的死于雷劈。

反正武乙就这么死了，他的儿子文丁继位。

面对周国的迅速发展，商王文丁也非常不安，想要遏制周族势力，也许还有报武乙暴死之仇。不管武乙是不是周人杀的，但毕竟是死在了周人的地界，周人负有极大责任。

于是文丁以封赏为名，将季历召唤到殷都，名义上封为“方伯”，实则软禁了季历。

软禁的季历，心情自然是愤懑异常，也许是心情抑郁而死，也许是被商王文丁杀害，总之，季历死在商朝都城，再也没有回到周原。

季历死后，十岁的姬昌作为嫡长子仓促继位。

也许，仇恨的种子就这样深深地埋在了年幼的姬昌心中。

文王受命称王

“文王受命”是周人发展史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为周人所津津乐道。

那文王受天命是怎么回事呢？

《周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文王的妻子太姒，梦见商王的庭院里长满了荆棘，又梦见太子姬发（周武王），将周庭院中的梓树移栽到商王的庭院，这些梓树长成了松柏之类的佳木。

太姒梦醒后将这个梦告诉了周文王。周文王不敢独自占卜这个梦的吉凶，便将太子姬发召来，进行了占卜和祭祀，然后周文王和姬发一起敬拜上天，表示从上天那里接受了商的天命。

周文王为顺应天命，,遂自立为王，这就是《史记》中记载的“受命之年称王”。

这个可以从现代出土的清华简《保训》“惟王五十年”的记载得到印证。

而且从“惟王五十年”这一记载来看，很可能姬昌在即位不久就已经称王了。

当然，周文王受命称王的行动是在暗中进行的。

从《尚书·西伯裁黎》中我们可以知道，商纣王一直到周人灭黎时，还自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证明商人并不知道周文王受命称王这件事。

周文王受命称王，是商周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它说明“接受天命取而代商”是周文王处心积虑所要完成的重大事业，周人代商并非是“不得已”的结果，而是周人通过长期努力才最终实现的目标。

密谋反商

既然决定要灭商取而代之，周文王针对当时情况采取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措施。

在内政方面

针对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周文王给纣王

献上洛河西岸的一块土地，以此换取纣王废除炮烙之刑，因而获得天下人的爱戴

；在国内实行“德政”，礼贤下士，广罗人才等笼络人心的政治措施，对商构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外交方面

首先，对纣王异常恭顺，姬昌经常以西伯之名率西部诸侯入贡，取悦纣王。

其次，借商的威望与影响，建立自己的威信，争取中立诸侯，铲除异己，建立反商联盟，逐渐丰满羽翼。

其一：利用外交手段，分化瓦解商的附庸，争取更多商的属国成为盟友。史称“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史记·周本记》)

其二：当时奴隶逃亡的情况很普遍，而纣王大量收留诸侯国逃亡的奴隶，扩大商的力量。针对商纣王的做法，文王制订了保护奴隶主利益的法律——“有亡荒阅”(《左传》)。即：发现逃跑的奴隶必须归还原主，任何人不许擅自收留逃奴。此举挖了商纣王的墙脚，赢得了各邦国首领的支持，获得广大奴隶主的广泛赞誉。

另外，周文王还在自己的国都“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资治通鉴外记》)，装作胸无大志、贪图享乐而腐化堕落的样子，以麻痹商纣王。这是文王的韬晦之计，对掩护周的暗地扩张行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军事上

首先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

其次，姬昌利用其手中的专征伐之权，乘纣王征伐东夷之机，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扩张势力，翦除异己的军事进攻，先后攻灭商朝的铁杆支持诸侯：耆国、密须国、邘国、崇国。

商纣王的反应

从商王的反应来看，周文王对商政策是成功的。纣王被姬昌欺骗，封其为西伯，客观上给周在西部的发展以政治上的支持。甚至认为:“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矣”(《淮南子·道应训》)。

于是，纣王错误地将用兵重点放在东线，第五期卜辞中多见征人方和盂方的记载，而不见“周”字，更不见征周或“裁周”的字样。

此后更忘记了对周采取“遏止”的一贯战略，放宽了对周的控制与防范，从而使周人的“翦商”活动顺利进行，成功东进。

直到周人败黎伐邘进逼商都时，才发现，纣王为抵抗周人，大肆征兵，结果引起“东夷叛之”(《左传》)。

在这种情况下，纣王才“乃囚西伯于羑里”(《史记·周本纪》)，却仅杀了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而释放了周文王。

纣王放虎归山却自以为安定了西部，继续东征，导致商王朝陷入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

由上述可知，文王之父季历死于殷人之手，已经使周文王有了造反之心，而接受天命灭商更使周文王有了强大的信心。

可以说周文王一生的追求就是推翻商朝，“周文王事商”只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在周文王统治期间，周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灭商的各种准备，周武王灭商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姬昌死后的谥号为“文”王，《谧法》云：“经纬天地曰文”，是周人对其一生功绩最高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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