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元生

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刘伯承一生指挥了多次战役战斗，屡建奇功。红军长征途中，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晚年，刘伯承身体一直不好，长期在医院住院治疗，但他心忧天下，壮心不已，深得全军上下的尊敬和爱戴。

“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刘伯承同志有大智大勇，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贯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主动承担最困难、最危险的任务，临危不惧、临难不苟，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对手，驾驭战局的发展变化，夺取主动，战胜强敌。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身经百战，先后负伤九处之多。”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在为刘伯承致的悼词中这样评价。

在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先后负伤9处，是十大元帅中受伤次数最多的一位。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陈毅亦诗称：“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

晚年，刘伯承曾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但从不讲战争的事，甚至不看战争片及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一想起战火纷飞的岁月，他就有种难言的感觉。而有件事却是他津津乐道的，那就是办学。

1949年10月20日，在军委组成后的第一次会议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就在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透露出重要信息：军委正在筹备陆军大学。时任西南局第二书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得知消息后给中央写信，提出：“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刘伯承早在1927年便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学院高才生。回国后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任过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治委员等，有丰富的治校育才经验。

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同意了刘伯承的请求。

1950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陆军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为筹委会主任，当时主要工作是选择校址。9月，聂荣臻向毛泽东呈送关于陆大选址问题报告，毛泽东批复：“同意陆大设在南京。”11月16日晨，周恩来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要求首先要把军事学院办好。

11月21日晚，刘伯承乘火车赴南京，随即投入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11月30日，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1951年2月4日兼任政治委员）。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院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亲笔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同年5月30日，军事学院空军系、海军系正式成立。至此，军事学院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培训陆军、海军、空军中高级指挥员的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

1953年2月22日，毛泽东从安庆乘“洛阳”号军舰抵南京。次日，毛泽东让刘伯承和总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到他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分别汇报院校情况。因刘伯承在上海治疗眼疾，改由陈伯钧、钟期光代为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意味深长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

建校之初，百废待兴，特别是缺乏统一适用的教材。毛泽东对此非常关心，要求：“军事学院把师以上的教材，总高级步校把团以下的教材分别负责搞出来，以供给全军使用。这是一件大事。现在部队、学校普遍就是因为没有教材，感到困难得很。”

刘伯承从上海回到南京，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向全院作了传达，并召集学院领导和教授会同志，研究落实毛泽东亲自交给的编写教材任务。

在全院大会上，刘伯承要求各级干部、教员以及工作人员，以南京比延安，以学院比“抗大”，以对党和军队事业高度负责精神，不图名利，一辈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最后“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从此，“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这句话，就成了军事学院干部、教职工的口头禅，成为他们献身于党和军队教育事业的座右铭。

1955年三四月间，刘伯承趁在北京出席会议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由于军事学院学员系不断扩大，学员人数不断增加，教员队伍已出现严重缺额。在朝鲜停战和大军区改划之时，本应从全军选调，但未能如愿。因此，请求批准从军事学院毕业学员和其他院校毕业学员中选留一批作教员。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个办法很好，可是，你怎么不早喊呢？”回到南京，刘伯承立即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军事学院情况及提请补充教员的报告》，提出：“为了解决学院教员队伍严重缺额的情况，请军委授予我一个权力，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学员，只要学有专长，能胜任教学工作，我都可以选留作教员。”

就这样，刘伯承胸怀宽广，不拘一格选人才。

他派人到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访贤”和“招贤”。不久，10多个教授会和翻译室及俄文训练班成立了。2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请来了。一批年轻的文化教员也请来了。

尽管如此，军事学院成立之初的教员配备还是比较缺乏。虽然从华东军政大学选留了一部分教员，后又从机关和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了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任教员，但仍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刘伯承以他独有的胆略和气魄，唯才是举，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先后筛选起用了600多名旧军官担任军事教员。这些人有的在原国民党国防部任过职，有的在国民党陆军大学执过教，有的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

开始，一些学员对这些旧军官出身的教员很不服气，思想怎么也转不过弯来，有的干脆说：“手下败将来教打胜仗的，老子不听那一套。”为了做通这些学员的思想工作，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旧军官’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

廖耀湘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例子。一天，刘伯承指名要把正在接受改造的廖耀湘请来讲课。刘伯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请你来当我们的老师，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讲讲你在缅甸抗日取得一定成绩的‘小部队战术’‘森林作战法’及‘城镇村落战斗’；二是讲讲你对辽沈战役的体会，实事求是，作战中，双方的优缺点都可以讲；三是讲讲你对我军建设的建议。”面对这位名震中外的常胜将军，廖耀湘有些诚惶诚恐地说：“刘院长，我恐怕讲不好啊。”刘伯承挥了一下手，说：“放心讲吧，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你能讲，我们只能当你的学生……”

刘伯承在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时，曾经聘请过一名苏联顾问。该顾问比较傲慢，经常指责中方学员不懂军事。有一次，刘伯承约他谈话，谈话中用俄语重点阐述了对俄国著名军事家苏伏洛夫十大军事原则的理解。该顾问听后对刘伯承的学识深感惊讶：“没想到中国还有人对苏联军事家研究如此深刻！”从此，他再也不品头论足了。

责编：江荣兵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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