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军中，流传着一句话，叫：

三李不如一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三李”指的是

李延年、李仙洲

和

李玉堂，

而“一王”就是指

王耀武。

国军中那么多的军事将领，为啥把他们四个人放在一起比较呢？因为他们四人很有特点，第一他们都是山东人，第二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同是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也都曾坚决抗日，同时也都犯下了围剿红军、与人民军队为敌的罪行，所以人们把四人放在一起比较，而且还得出了“三李不如一王”的结论。

李延年

李延年是山东广饶人，生于1904年，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参加过东征、北伐。1926年，22岁的李延年就担任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率部驻守武昌。1929年，李延年升任少将旅长，驻军汉口。中原大战时，李延年以一旅兵力抵挡住冯玉祥所部一个师的进攻，后升任88师副师长，驻军杭州。桂系反蒋时，李延年率部在河南与桂军作战。1932年，福建事件爆发，第十九路军公开反蒋，蒋介石又调李延年师连夜开拔，驰援闽北，与蔡廷锴、蒋光鼐所部作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延年参加了淞沪会战，1938年又参加了徐州会战，1940年参加了宜昌会战。1945年日军投降时，李延年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为山东地区的受降长官，负责受理山东地区的日军投降事宜。整个抗战期间，李延年的表现可圈可点，先后参加过多起对日重大战役，战功赫赫。淞沪会战中，李升任第二军军长，率部浴血奋战，予敌以重创，淞沪会战坚持了三个多月，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徐州会战，李奉命赶赴第五战区，增援台儿庄，李宗仁命令他率领所部阻击日军由连云港和鲁南调来支援台儿庄的援军，李延年率领第二军所部英勇作战，将日军援军击退，保证了台儿庄大捷的顺利进行。战后，李延年升任第十一军团军团长。

1940年初，第二军调归第五战区辖制，负责在襄樊、宜昌一线阻击日军，这场战役持续了五个月之久，敌我双方互有攻防，宜昌和襄樊也得而复失，但日军在其后几年时间里始终未能再前进一部。1943年，李延年升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5月，穷途末路的日军作垂死前的挣扎，妄图从洛阳进攻西安，进而从宝鸡南下威逼四川、重庆，动摇国民政府的大本营。蒋介石大惊失色，紧急抽调30万精锐部队，命李延年指挥，坚守潼关，迎击日军。李接到命令后，因所部有8个军乃是胡宗南的部下，恐难以指挥，就电话请示蒋介石，说：“胡宗南的部队，骄兵悍将，倘若有不服从命令的，军长以上者请示委座处理，师长级以下者，我就地惩处。委座如准予，我敢立军令状，若潼关失守，我自刎项上人头！”蒋答复道：“师长级的将领，有不听指挥打了败仗的，你尽可相机行事。”

徐州会战时，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川军、西北军及中央军汤恩伯第20军团等部与日寇决战于台儿庄附近地区，李宗仁也是担心汤部不听指挥，赴任前也曾要求蒋介石给临机决断之权，蒋还算明白事理，懂得家国大义，他对李宗仁说：“德邻，这次会战非同小可，你尽管放心指挥，如有不听指挥贻误战机者，你尽可军法从事。”因此，当台儿庄之敌日军矶谷廉介师团成强弩之末、疲惫不堪时，李宗仁下令迂回在台儿庄东北抱犊崮附近山区的汤恩伯第20军团出击台儿庄，与台儿庄守军里应外合，夹击日军，但汤不为所动，李宗仁几次下令，汤拒不执行，无奈之下，李宗仁只好搬出蒋介石的手令，最后通牒汤恩伯，命其率20军团主力，必须最迟于4月6日佛晓前赶到台儿庄外围，向日军侧背发起总攻，军令如山，军法无情，如不从命，畏缩不前，贻误战机，步韩复榘后尘，当以抗命之罪严惩不殆。此时，汤才无计可施，但他还是向南京去电请示，蒋回电只有八个字：“奋勉图功，歼灭顽敌。”此刻，不容汤再有半点犹豫，他立刻下令所部3个军的主力，向台儿庄火速前进。4月6日深夜，第20军团主力突然出现在台儿庄日军背后，并立刻发起猛攻，台儿庄守军第二集团军第31师群情振奋，也即刻发起反击，与外围友军里应外合，矶谷师团撤退不及，腹背受敌，顿时陷入国军包围之中，最终日军被歼灭一万三千多人，残部沿枣台公路向临城方向溃退而去。第五战区也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豫西会战，国军第一道防线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很快失守，胡宗南的部队多年未曾打仗，养尊处优惯了，缺乏锻炼，面对日军的凶猛进攻，很快就溃败下来，几个师、团长甚至不战而退，致使整个防线全线动摇。情况危急，李延年一边命令特务团堵截溃退的官军，一边下令各部全退守第二道防线。待阵地稳定下来之后，他随即召开作战检讨大会，将擅退的师长傅维藩以及两个团长就地枪决，把作战不力的109师师长戴慕真送上军法处，判处其无期徒刑。此举震惊了该部所有官兵，全军为之动容。李延年随即制定出反攻计划，他亲自指挥，向日军发起反攻，仅用四天时间，阵地就全线收复。至此，日军的计划破产，龟缩于洛阳附近，再不敢西犯。李延年也由此获得一枚抗日一等勋章。

解放战争时期，李延年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九绥靖区司令。1947年，国民党又将绥靖署改为“剿总”，李任剿总副司令。淮海战役开始后，李延年放弃海州，率部向徐州龟缩，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被解放军包围于碾庄，李延年见势不妙，只身率司令部人员逃入徐州。总之，与其他大多数的国军将军一样，李延年也是“外战内行，内战外行”，节节败退，黄维兵团被围于双堆集，李延年在安徽固镇遭解放军阻击，无法前进一步。蒋介石为了解双堆集之围，又把刘汝明的第八兵团也划归李延年指挥，再特派蒋纬国率战车第二团配合，向淮河以北的军王集、看町集一线进攻，策应黄维兵团作战，结果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各部都陷入解放军的重围之中，黄百韬被华野全歼，黄维兵团也被中野、华野围歼，奉蒋之命南下驰援的杜聿明、邱清泉、孙元良等部，都落入解放军的大军包围圈，岌岌可危。李延年在新桥、曹老集遭到重创，败退回蚌埠。蒋垂死挣扎，又命李延年率部退守淮河，其余残部退守江南，但依旧改变不了覆灭的命运。但李延年比较幸运，在淮海战役中侥幸逃脱，没有被解放军歼灭。

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计划逃往台湾，委任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李延年为副总司令，负责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守备任务，但无论蒋介石作何种努力，都无济于事，国民党失去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蒋终究不懂。人民解放军如秋风扫落叶，横扫大江南北，区区汤恩伯、李延年之辈，如螳臂挡车，不自量力，自取灭亡。

1949年4月21日，朱总司令下达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一举摧毁蒋介石苦心经营几个月的所谓的“长江防线”，23日南京就宣告解放，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黯然飘落，鲜红的八一军旗迎风飘扬在南京城上空。随后，解放军乘胜追击，在东南、华南、西南地区追歼残敌。李延年穷途末路，率贴身随员先后逃往杭州、福州、平潭。在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命李延年兼任福州、泉州绥靖区司令，指挥所有逃窜到福建的蒋军，负责死守福州、平潭。8月15日，解放军攻占福州，进军平潭，李延年陷入绝境，四面楚歌，他把兵权交给参谋长任同堂，只带着绥靖署主任朱绍良等少数随从逃往台湾。

李延年赴台后，随即就被以“擅自撤退罪”拘押，陈诚力主处死李延年，好在蒋介石还算有点良心，念其之前的忠心追随，反共和抗战都有功，只判其10年有期徒刑。一年后，李延年被保释，幽居于台北郊区，但从此无权无势，穷困潦倒，郁郁寡欢，几乎无人问津，时间一长，即忧郁成疾，最终于1974年11月17日病逝，终年70岁。

纵观李延年的一生，铁心追随蒋家王朝，一点都不明智，属于愚忠，远不如王耀武和李仙洲识时务，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他没有看清形势，未能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终生与人民为敌，最终也没有落下什么好的结局。与其他“二李”一样，李延年抗战有功，也曾是铁血抗日将领，但他同时也多次参加围剿红军，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犯下很大的罪行。

李延年从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到1949年逃命台湾，25年间从一个见习排长做到中将司令官，官运亨通。他最大的特点是能“忍”，甘心充当蒋介石的“工具”，他对蒋唯命是从，俯首帖耳，蒋对他也是招手即开、挥手即去，他从无怨言。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曾数次被蒋撤职，也曾数次复职，他从不抱怨，只对蒋感恩戴德。李延年对蒋执礼甚恭，打仗肯卖命，又听话，所以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生中提拔最快的，跟胡宗南有得一比。

淮海战役时，李延年也隐隐感觉国民党气数已尽，败局已定，也曾在背后发牢骚，讽刺蒋介石“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埋怨蒋介石“举棋不定，亡国之征”，但他始终陷入反动愚忠的思想中无法自拔，表示效忠蒋介石，对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晚景不好，仅比“三李”中的李玉堂强一点，但远不如王耀武和李仙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