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统治阶级为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就大肆鼓吹所谓的“皇国史观”。所谓皇国史观是以天皇为中心把日本塑造成为所谓的皇国、神国的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把日本塑造成是由天照大神的后代万世一系统治的神国。既然在这种历史观逻辑下日本人是神的子民，那么自然就比世间凡人要高出一等。照此逻辑推断就意味着神的子民可以对其他人为所欲为。

日本的这种历史观公然把发动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这种颠倒黑白的历史观因此在中、韩等曾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臭名昭著，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历史观在日本仍能见到一些端倪。根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的记载：日本国是由天照大神的子孙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立的。日本天皇因此被赋予了现人神的地位。

这种皇国史观肇始于日本南北朝时期北畠亲房所著的《神皇正统记》。江户时代水户藩编纂的《大日本史》继承了这种历史观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明治维新以后为迎合天皇重新掌权的现实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求更是对皇国史观大肆吹捧。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在长期的渲染吹捧下变得近似于宗教性了。事实上在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中天皇本身就是以神的形象出现的。

在很多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如果对天皇的崇拜消失就意味着日本不再是日本了。从1877年起日本就专门成立了修史馆负责主持编纂《大日本编年史》。通过修史这种方式树立民族自豪感在世界各国都是很常见的，然而这所谓的《大日本编年史》却是服务于对外扩张政策的。在1889年颁布的亚洲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就写着：”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日本这一系列举动其实就是为了以宣扬忠君理念作为实行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侵略扩张的舆论宣传工具。那时的日本为了让国民从小养成对天皇顶礼膜拜的意识就规定：学校在正式上课以前全体师生必须向天皇的照片鞠躬行礼并背诵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这样一来每个日本孩子一入学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关于天皇崇拜的宣传。所谓“皇国正统万世一系”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当时的日本学者久米邦武因为发表了一些针对“皇国正统万世一系”的不同意见就被一群人冲进家里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质问，随后凡是质疑皇国史观的久米邦武、重野安绎等史学家先后被所在单位开除。这些人以前所发表的文章全部被停止刊行。可事实上皇国史观吹嘘的所谓“万世一系”相当值得怀疑。日本史籍中关于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生于何时、葬于何地其实根本就没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

实际上在公元592年推古女皇登基之前的33代天皇的生平事迹基本都等同于神话传说，也就是说直到公元592年日本历史才有了真正较为清晰明确的文字记载。在此之前中国史籍中尽管也有着关于汉倭奴王、邪马台国等记载，然而如今已无法说清当初的倭奴国、邪马台国和最终统一日本列岛的大和国有无关联了。自推古女皇至今的千余年时间里日本皇室的确出自传承着同一血缘的同一个家族。

在东亚大陆上这1000多年间中国、朝鲜半岛、越南等国无不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相比之下日本皇室能持续传承千余年似乎的确显得有些特别。这也就使日本人找到了所谓“日本是独特的皇国神国”这样一种理论依据。我们姑且不去考虑日本官方所宣称的日本皇室持续不间断传承两千余年中早期有争议的那上千年历史，那么即使单纯只看日本有明确文字记载以来的千余年间皇室确实一直传承至今。

日本这种现象实事求是地讲的确是有些独特，不过这并不能证明日本是什么所谓的神国。日本皇室能一直持续不间断传承至今其实和日本相对独特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有关。日本是一个距离亚洲大陆不远不近的岛国：日本并不像美洲大陆那样完全与亚欧大陆隔绝，因此日本得以在从亚洲大陆传入的华夏文明熏陶下形成了自己的文字、服饰、礼仪和国家制度。

从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日本距离亚洲大陆不算太远，但如果在千年之前的航海技术条件下亚洲大陆国家要征服日本却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因此日本与亚洲大陆实际上正好就处于一种不远不近的合适距离上。在近代西方列强跨海东来以前日本除了曾两次与东征的蒙元大军作战以外就再没遭遇过外敌入侵，因此日本基本上不大可能因为外部原因导致改朝换代。

像中国的清军入关、英国的诺曼征服、俄国的蒙古入侵这种因为外部原因而导致的改朝换代在日本显然就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古代日本受外界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日本本土的社会结构高度稳定，而日本的社会阶层也因此从很早以前就开始高度固化。尽管日本皇室一直不间断地传承至今，但在日本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皇室其实都是不掌握国家实权的。

公元646年的大化改新是日本天皇为建立像中国唐朝一样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所做的一次努力。在此之前日本实际上是由原始部落形态向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过渡。在那时的日本以苏我氏为首的各部落氏族首领拥有极大的权力。大化改新后日本效仿大唐培养了一个职业官僚阶层以代替以前的各氏族首领，建立起三省六部的中央集权制度。然而日本毕竟不是唐帝国——大化改新时日本的氏族贵族势力仍相当强大。

贵族与生俱来的骄傲与光荣即使在皇权面前也能光芒四射。如果将国家比喻为一家公司的话：那么日本的贵族阶层就是这个国家的集体股东，天皇只是世袭的贵族领袖，远未达到中国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程度；而中国皇帝则是国家的唯一股东，事实上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以来中国的贵族阶层就处于日渐消亡的状态。尽管在古代中国也存在门第高低之分，但这仅仅只是一种世俗观念而已。

真正能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的贵族阶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帝国所有子民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权可以让人生，让人死，可以让混迹街头的韦小宝一夜间飞黄腾达，也可以让一个偌大的钟鸣鼎食之家顷刻间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公元794年至公元1192年的平安时代日本出现了以外戚贵族藤原家为核心的摄关政治：天皇年幼时藤原家就为摄政，天皇成年后就为关白。

日本历史上这种摄关政治如果以中国的传统视角来看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政。所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掌权的外戚要么随着小皇帝的成年而被打压，要么就索性取而代之成为新皇帝，然而在日本摄关政治却成为一种长期性的定制，因此皇位和皇权就出现了分离。摄关对天皇来说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对此心有不甘的天皇发明了院政与摄关抗衡。院政始于白河天皇时期：公元1086年白河天皇主动退位，传位给太子崛河天皇。

新天皇当时只有8岁，白河天皇退位后就出家为僧成为法皇。法皇以太上皇的身份设立院厅继续执政。白河天皇此举实际上是皇室和寺院僧侣势力结盟对抗以藤原家为首的世家贵族。由法皇亲自辅佐新天皇也避免了藤原家利用天皇年幼之机专擅朝政。此后鸟羽和后白河天皇也仿效此举，于是日本政坛出现了摄关和院政博弈的局面。正是双方的对立使后来日本历史的主角——武士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

随着大化改新中效法大唐文明创立的半天制度的崩溃，在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庄园主。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将领地内的部分人武装起来形成最初的武士。到11世纪武士已经成为日本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被分割为两大集团：桓武天皇的后裔桓武平氏和清和天皇的后裔清和源氏。公元1185年源氏家族的源赖朝在击败平家和源氏内部的反对势力后开创了镰仓幕府政权。

从此日本真正的统治权从天皇家族转移到了武士阶级建立的幕府政权手中。从那时起近700年间皇室成为了象征性的政治吉祥物，而日本国家的真正统治权一直掌握在幕府政权手中。包括天皇在内的任何力量若要挑战幕府的权威都会被认为是叛逆不道，因此在日语中就出现了“天皇御谋叛”一词。尽管日本皇室家族一直不间断传承至今，但这其实并不等于说日本就从未经历过改朝换代。

尽管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家族从未间断传承至今，可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却是一直在更换从未停止过。公元1185年幕府政权取代皇室成为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是一次权力转移，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改朝换代。幕府政权建立后的近700年间又经历了镰仓、室町、江户三代幕府政权的更迭。在此期间还曾出现天皇短暂复位的建武中兴和诸侯割据混战的战国时代。

公元1334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代幕府政权——镰仓幕府被重新崛起的天皇家族消灭。日本历史由此进入后醍醐天皇执政的建武中兴时期，然而后醍醐天皇没过多久就被大将足利尊氏逼迫退位。足利尊氏拥立了一位傀儡天皇、成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二代幕府政权——室町幕府。不甘失败的后醍醐天皇逃到南方另行组建了一个朝廷。日本历史由此进入持续将近60年的南北朝时期。

其实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自己的历史上是存在改朝换代现象的。公元1392年后醍醐天皇建立的南朝向室町幕府控制下的北朝投降。室町幕府统治后期日本各地的门阀藩主纷纷割据自立。从公元1467年起室町幕府尽管名义上依然存在，可实际上日本各地已进入到地方诸侯大名混战的战国时代。公元1573年室町幕府被战国时代的霸主织田信长所灭。

然而织田信长还没能来得及统一日本列岛就在本能寺之变中身亡。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相继崛起。最终在混战中胜出的德川家康于公元1603年建立了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幕府政权——江户幕府。日本这一路下来的历史就是各路门阀贵族争权夺利的历史，而天皇家族真正能掌握实权的时间少之又少。事实上恰恰正是长期远离国家实际政治中心这种状态使日本皇室得以长寿。

日本基于阶层固化的贵族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它削弱了皇权的存在感——事实上即使在号称天皇具有实权的年代也会受到周边贵族势力的种种牵绊；另一方面贵族政治也使处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下金字塔最顶端的皇权充满了浪漫与神秘的色彩。中国皇帝选择了追求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因此就必须削弱贵族的力量、消解等级秩序，从而实现“在皇权面前人人生而平等地为奴”。

这样做的结果却使皇权直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古代中国大一统的集权体制下皇权和民众之间缺乏像欧洲、日本那样的贵族阶层作为中间角色。在欧洲、日本直接和民众发生关系的并不是一国之君，而是封建制度下的各地领主天皇对古代的日本人而言更像是一个传说中神一般的存在。由于天皇不和民众发生直接接触，因此也难以和民众产生直接矛盾。这就很难发生直接针对皇室的农民起义。

在日本严酷的等级制度下皇室和掌握实权的幕府基本都能守住自己的本分：皇室不会逾越血统与门阀的限制而肆无忌惮扩张自己的权力，而幕府也不敢逾越血统取皇室而代之。幕府尽管可以架空皇室的政治权力，但却对皇室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始终有所忌惮：皇室在精神上所具有的不可侵犯性在近七百年间的幕府时代其实一直存在——尽管幕府政权可以架空皇室，但却没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废黜皇室。

日本皇室长期远离国家实际政治中心而得以避免卷入太多纷争，日本阶层固化背景下森严的门阀等级制度又使皇室拥有了一种神秘的精神权威。这恰恰正是日本皇室长寿的原因所在。江户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强化了所谓“尊皇攘夷”的理念，一时间天皇成为日本各藩势力试图争取的对象。1867年11月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各方压力之下宣布大政奉还——把权力归还于天皇。

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1868年3月被任命为明治新政府陆海军负责人的西乡隆盛率军抵达德川幕府的大本营江户城下，德川庆喜派西乡隆盛的老熟人胜海舟与其谈判，最终明治新政府的军队得以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兵不血刃进入了江户城。至此以天皇为核心的日本近代国家体制已初见雏形，以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宣告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度的最终成形。

事实上日本近代的对外战争并不能简单视为是好战的日本军部的责任。当时对天皇无比狂热的日本国民除了少部分反战同盟的成员之外几乎都支持过战争：每当日军攻陷一地国内都会进行盛大的狂欢庆祝。日本终于因为其穷兵黩武的侵略行径而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45年8月15日处于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打击之下的日本终于以天皇裕仁颁布诏书的形式宣布投降，8月30日麦克阿瑟率领美国占领军进驻日本。

这时的麦克阿瑟以战胜者的姿态被奉为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一度试图通过严惩日本、审判天皇的战争罪行以报复当年自己在菲律宾被日军击败的一箭之仇，然而他在日本却看到之前高喊着“一亿玉碎”口号负隅顽抗的日本军民在天皇的命令下迅速解除了武装。这令麦克阿瑟发出了“天皇是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力量”的感叹。从这时开始麦克阿瑟就萌生了利用天皇权威实现对日占领的企图。

裕仁天皇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主动同麦克阿瑟会面。双方具体谈了些什么至今不为外界所知。美国占领当局开始按自身战略意图对日本的天皇制进行改造：1946年元旦裕仁在美军的压力下发布《人格宣言》。这是裕仁第一次向全体国民申明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从而破除了关于天皇是“现人神”的迷信。两周后的1月18日美军的机关报《星条报》在头版头条赫然刊登了一篇题为《他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的爆炸性图片新闻。

在这则新闻的照片中一名男子身穿印有十六瓣菊花徽章的和服，站在同样印有大型菊花徽章的帷幕前宣称自己才是“正统的天皇”。此人名叫熊泽宽道，是名古屋一家杂货店的老板。熊泽宽道宣称自己是南朝天皇的直系后裔。我们在上文中提到当年日本南北朝的对立状态是以南朝投降告终的，所以从公元1392年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皆出自于北朝天皇的后裔。

到1946年时南北朝时代早已过去五百余年。此时熊泽宽道又跳出来自称南朝天皇后裔并指责作为篡位者的北朝皇族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继熊泽宽道之后日本各地又陆续涌现出：爱知县的外村天皇和三浦天皇、鹿儿岛县的长滨天皇、新鸟县的佐渡天皇、高知县的横仓天皇......事实上此时日本之所以涌现出这么多天皇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占领当局运作的结果。

美国之所以要在这时弄出这么多天皇就是告诉裕仁：必须配合美国的占领政策，否则美国完全可以找到替代他的统治工具。1946年2月麦克阿瑟精心策划了一次日本天皇巡游全国的活动，试图以此了解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地位。事实上这次巡游活动的结果将确定裕仁的命运——如果裕仁在这次巡游中不能收获人心就证明他并不适合作为美国对日占领的工具。

那么对美国而言没利用价值的裕仁就会被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就其战争罪行进行战争罪行的审判，已在北朝一系传承五百余年的皇位将就此由南朝皇族的后裔取代。结果在这次巡游过程中裕仁在所到各处都受到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这就更坚定了美国庇护裕仁、保留天皇制的野心，以裕仁为代表的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皇族就此逃脱了战争罪行的审判。

那位被美国拿出来利用的“熊泽天皇”在失去利用价值后就被抛弃了，可这位“熊泽天皇”却对此并不甘心：1946年秋裕仁巡视名古屋时“熊泽天皇”带着自己的侍从官尾随其后，试图同裕仁理论一番，结果压根没人搭理他们，于是他一气之下于1951年1月将裕仁告上东京地方法院。熊泽提出了“确认现任天皇不够资格”的诉讼，但被法院以“天皇不受司法约束”为由驳回，至此裕仁皇位的最后威胁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