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佑二年，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参加礼部的策论考试，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看了苏轼的作文后，非常赞赏，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后来苏轼拜谢欧阳修，欧阳修对他十分满意，多次声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就这样，苏轼凭借《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战成名，成为北宋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那么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为何能成为嘉佑二年进士考试的高分作文呢？

一篇应试作文，最重要的是什么？

主旨鲜明？逻辑严谨？论证充分？

都不是，以上只是基本要求。

应试作文最重要的是写作的套路能符合主考官的胃口！

嘉祐年间，大宋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担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欧阳修的文章平白晓畅，最反对唐末五代以来的绮丽文风。

当时大宋文坛盛行的是辞藻华丽的四六骈文，韩愈、柳宗元一系的古文（实际上是一种散句单行的新文体）则后继乏人。

作为韩愈忠实粉丝的欧阳修欲以一己之力扭转文风，他踏上北宋政坛后专门校订了韩愈的文集，刊行散发，大力鼓吹古文，并试图利用自己主考官的身份改变应试文章的文风。

嘉祐二年那次考试，

欧阳修对于文风华丽或者奇险的文章一律贬抑，专门录取写质朴古文的人

——苏轼就是后者之一。

据说当时还有叫刘几的太学生，文章开头就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用词很是生僻，欧阳修就着他的韵脚直接批道：“秀才剌，试官刷”，就把这位同学给刷下去了。

再看苏轼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开篇同样是讲“圣人”，但是平实得多，放现在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中学生都能看懂。

所以我们满怀善意地揣测：苏同学在考试前有没有研究过欧阳老师的文风呢？

毕竟想要华丽丽地写作，苏同学也不是没这个能力。

当然，

文风可以平实，但论证的过程不能平淡。

文章举“尧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的例子，手法上类似讲故事，尧的态度前后变化，情节曲折，使文章如起波澜。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紧接着的议论，观点更是不凡。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这篇文章如要扣题，主旨无非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宽仁减刑而已，好比是春晚的小品，结局总要团圆，极难写出新意。

但是苏轼却在确保“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提出了新颖观点：“仁可过、义不可过”。

这种新颖而不逾矩的观点，是很能吸引主考官的眼球的。

另外要注意，这里的论证已经开始用对称句式，虽然整篇文章是散句单行的古文模式，但是中间插入一些对称句还是非常提气势的。

据说梅圣俞读了这篇文章后向欧阳修推荐，认为有“孟轲之风”，我觉得多半就是指这这种利用对称、排比句来论证，层层气势叠加的文风。

清人刘熙载说“欧文优游有余，苏文昭晰无疑”。欧阳修的议论文也是论证严谨有气势，但绝不锋芒毕露。

相比之下，苏轼的文章（尤其是早期）就酣畅犀利得多，所以欧阳修读完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后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

能让主考官读到“爽”的文章，岂能不得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