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盛传一种言论，说中国现代语言有着极其浓重的日本文化成分，

甚至有说法声称如果现代汉语禁止使用日本词汇，整个汉语体系都将陷入瘫痪，甚至百姓没法张口没法说话！

现代汉语与日本文化的融合度究竟有多少？这究竟是两国之间友好有利的文化交流，还是日本潜移默化的文化入侵？本文将一一详细解答。

中国现代语言发展

语言的应用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不断丰富的，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展现。

而我们所使用的现代语言，就是古代汉语所改良进步的结果，1919年5月4日以后正式被汉民族所选用，时至今日它既是一门语言，也是一门学科。

古代文言中的词在汉代之前大多是单音词，现代语言则更多是复音词，从词义上来看有古今同义的，也有大相径庭相去甚远的，明白弄懂词义的异同变化显得尤为重要。

举例古今意义完全一致的词语：

人、笔、墨、方、圆、长、花、热、冷、蟋蟀、蝴蝶、聪明、逍遥、选举、国家、地理、调和...

这些单音词和双音词中包含了动词、形容词等等，但大多数都是老百姓日常所使用的基本词汇，所以数百年来意义从未改变，即使按照现代语言的释义所理解，也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也有一些词语从古至今的涵义是发生了巨大转变的

，江、河二字在古代特指长江和黄河，但现在泛指所有大江大河。古代祭祀采用的牲畜称之为牺牲，但现代语言指为了整体利益而贡献自我的英雄壮举。亦或者《出师表》一文中，先帝不以臣卑鄙中的卑鄙是中性词，但放在今天就是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了。

现在诸多名校起名都是“某某交通大学“，初听似乎像是某个交通专业所建造的大学，但实际交通大学的交通二字采用于《易经》中”

融会贯通、博览万物“之意，是有着宏远的目标和伟大的愿景，远非现代汉语交通释义那样浅薄。

妻子在古代统指妻子和子女，现在则是女性配偶专称。衣裳是上下衣、裙子的统称，现在特指上衣。中国一词古代大多特指中原福地，现在是全国简称。

这些字词的词性词义虽然都发生了转变，但由于依然为人们所日常使用，所以尚且存在于现代汉语日常书写表达，

但有一部分词语，由于当时特指的事物已经消失，所以也一同被遗忘在了历史长河中

（除非在专门续写历史时才会重现）。

“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中的

诏

字，在古代是皇帝发令专用代表词，如今皇帝成为历史，诏字也连同消失。

“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

刖

字古代专指砍掉脚的酷刑。

“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舍人

古义是门下客、亲信以及官职的特称，现在也被人遗忘。这些词只会以文言文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们只是曾被我们短期选择过。

现代汉语的交流进程

关于现代语言是否大量掺杂日本文化，这个结果是肯定的。

毕竟中华语言发展千年，自然会融汇中外诞生出一些全新的词汇，这是文化交流碰撞的友好结果。

沙发一词源自于英文SOFAST，电话横空出世时，国人通过音译telephone将其称为德律风。

政治、方针、革命、科学、干部等显而易见的现代汉语词汇，无一例外都源自于日本。

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根据其特性区分哪些词汇来源日本。

比如**化、**主义、**型这些形式的词语直接可以确定是受到日本文化影响。

所以说中国现代语言是否受到日本文化影响，这是必然，但要说中国现代汉语离了日本无法说话，无法继续使用，这纯粹是妖言惑众了。

我们从科学角度剖析，

中国汉字数十万，日本常用只有两千字，按照汉字排列组合的庞大基数，怎么可能离了日本无法言语？

更有甚者直言现代汉语十之七八都是引进日本，这更是令人发笑的无稽之谈。

所以现代汉语中的日本文化，与文化入侵无关，是近代史中友好交流的结晶。要知道中日文本交流从大方向共分为两次，第二次就是我国现代汉语为何会出现大量日本文化的原因。

第一次发生在古代唐朝

，大唐年间国富力强，日本大和民族远渡而来学习接受中国文化，学会了文字的使用，由此打开了日本文化的开端。

第二次文化交流发生在近代甲午战争时期

，清政府孱弱无能，国家文化陷入长期停滞导致落后，反观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求知若渴，认真学习贯彻西方先进科技理念。

我国有志之士为了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纷纷奔赴日本留学，这才形成大规模日本文化缩影。

有些问题很奇怪，想电话一词，在刚开始我们也有自己的称呼，为何在后来依然沿用了日本的代称呢？

这实则依然要归过于大环境下人们思想的局限性，李兆忠先生曾在《汉字的圈套》中遗憾表达道：同样的西方科学术语，流传到中日会被翻译成两个截然不同的词汇。

奈何中国学者喜欢采用音译，而日本人往往善于用更加言简意核的意译法。

当两种翻译词汇流通到人类社会，其实用效果可谓高下立判，这也是为何中译往往失败，日译会流通至今的原因。

所以当我们回顾现代汉语相当一部分充斥日本文化的口语时，会追悔莫及的反思为何这些概念都是由日本人起名决定的，这不禁让人感觉是日本文化替我们叩响了现代科学的大门。

我们甚至会为此追问斥责翻译者们守旧古板的译法，但若真设身处地在那个动荡存亡的年代，或许译名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后知后觉方才悔之晚矣。

其实国人对于现代语言的反思和修正从未停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语言修辞手法》的推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汉语规范浪潮，其目的就是在于让现代汉语更加规范得体，并设立一个具体的标准，

为此我国所有大学的文学系都修改为了语言文学系。

1949年建国前，现代汉语的早期发展时期，纷纭复杂乱象频发，基本可以归结为两大问题：语言没有明确的规范标准，基本以大家口语为准。局部地区有了规范，却因不受重视未曾落实。

试想下，如果语言没有一个正确的范畴标准，那污言秽语将脱口而出甚至演变到最后大家习以为常，规范标准得不到落实，也会功亏一篑。

于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开展了一系列现代汉语规范运动，将语言

得体、标准、规范、

视为成功的三大目标。

至今语言规范工作已经开展了七十年，回望七十年工作确实普及全民得到了巨大成就，但也发现了一些突出问题。

比如2003年非典，当媒体正式采用非典型性肺炎作为代名时，各地报刊就以非典作为简略代称。但几天后，抗典、抗非、防非、防典各式各样的名词频发，严重混淆了民众视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就是语言规范工作的失职。

但前几年的新冠肺炎，以及在后来简写的新冠二字，各媒体专家在命名上都保持了一致，再未出现一实多名的情况，就体现了语言规范工作的成效。

在网络上也是如此，伴随着日本流行文化的影响，卖萌、宅男、宅女、达人等词纷纷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这些词语最终的呈现形式都是较为得体，并未出现令人反感不雅的词汇。

现代汉语体系需要在维持正常交流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持自身规范和活力

。语言对国家民族影响深远，规范标准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汲取外来文化也并非坏事，维持中国语言健康发展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七十年只是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