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为了进一步提高战犯们的改造积极性，中央决定组织被关押在功德林的国民党高级战犯外出参观，让他们领略一下新中国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面貌。

对于已经被关押数年的战犯们来说，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放松时间，他们终于可以走出监狱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正是这次参观，让战犯们见识到了新中国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改变。

当载着战犯的火车从武汉长江大桥上隆隆驶过时，望着脚下这座横跨在长江两岸的钢铁巨龙，这些曾经的国民党高官们的表情十分精彩，他们的脸上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就连在功德林里一向以“又臭又硬”著称的黄维，都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是真厉害。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公铁两用大桥，从1955年9月1日开始兴建，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就顺利建成通车，可以说是我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其实，早在清朝时期，当时的清政府就有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想法了。

1906年，张之洞曾提议修建一座由武汉连接汉口的长江大桥，可由于资金不足，最后只得作罢。次年，张之洞筹集了部分资金，也请日本工程师做了前期勘察，准备建造长江大桥，可不久后他就被调离武汉，建桥一事再次作罢。

1911年，盛宣怀与德国银行签订了协议，贷款100万美元用于建造大桥，可不久后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灭亡后，建设大桥的设想也随之破灭。

到了民国时期，民国政府也曾经三次打算建造武汉长江大桥，可是和清朝时期的情况一样，每一次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作罢。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这座长江大桥也仅仅存在于设想之中，并未能付诸实施。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李文骥等人的建议下，建造武汉长江大桥再次被提上日程。经过前期的勘察等准备工作后，最终于1955年9月1日动工，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建造完成。

清朝和民国花费了数十年都没能完成的事情，新中国仅仅用了2年时间就完成了，也难怪黄维会心服口服。他自己当年就在武汉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今看到武汉的巨大变化，又怎么可能不激动难耐呢？

不过，黄维虽然口头上服软，可实际上仍然抗拒改造，在功德林的战犯中，除了文强这样因为心有怨言（曾因被误解造成脱党）而抗拒改造的战犯，就属黄维的思想最为顽固。

即便是那些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军统特务，都表现得十分积极改造，就算他们不是真心悔改，至少表面上还是装作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可黄维却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总是找不同的理由来抗拒改造，而且还讥笑那些接受改造的战犯。

黄维被关进战犯管理所时，身上患有好几种严重疾病，这些病发展到后来已经严重危及到他的生命。但是在党的关怀下，他的这几种陈年痼疾最后都被治好了，这是他自己都没能预料到的事。

而且，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物质条件十分匮乏，可是为了给他补充营养，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那几年，黄维每天都能够吃到牛奶、鸡蛋以及猪肉这样的营养餐，并且都是定量足额供给，完全满足他的每日营养所需。

要知道，那时候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节约开支，都还过着艰苦的生活。比如周总理，他的午餐经常是棒子面窝头和熬白萝卜条，晚饭一般就是几个包子、一碗面条或一小碗馄饨。

再比如1962年，毛主席宴请溥仪，并且请了程潜、章士钊、仇鳌和王孝范等人作陪，等到吃饭时这几位宾客才大吃一惊，原来主席的餐桌上竟然也只是辣椒、苦瓜、豆豉等家常小菜。

因为这件事情，溥仪着实羞愧了好一阵子。

尽管中央竭尽所能给这些战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悔过重新做人，但是对于当时尚处于改造状态的黄维来说，他却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甚至认为这是共产党在故意收买人心。

黄维晚年时对自己当初的这种想法羞愧不已，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坦言：

“那时我对战犯管理所非常的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是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不过，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维这种抗拒改造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当1975年，黄维作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走出监狱时，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子女前来迎接他，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

直到这一刻，黄维才真的对共产党心悦诚服，这些年国家不但没有放弃对他的改造，也始终在关怀着他的家人。因此后来黄维又忍不住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对我宽大再宽大之一斑，温故而知新这句名言对我们仍然是有启发的。我感激人民，感谢共产党和政府给予我政治上、生活上的照顾，我愿意与全国人民一起，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共同奋斗努力。

一直以来，有不少人都认为黄维直到被特赦时，都没有获得彻底的改造。对于别人的这种议论，黄维有着自己的理由，他说：“我转变得慢，因为我要看事实。”至于他这句话是否是发自内心，或许只有黄维自己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