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改朝换代不仅仅是王权的更迭，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象征。汉之代秦、唐之代隋、明之代元皆是如此。可清朝取代明朝后，不要说和当时的欧洲国家相比，即使和明末时期相比，历史出现了惊人的大倒退。

首先是社会制度的大倒退。明朝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但到了晚明时期，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制度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晚明社会已经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之中。尽管这种转变还不足以取代封建制度，当毕竟呈现出了风气和态势。

清代是满洲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早在关外时期仍然处于一种半封建半农奴制的社会制度中。因而，清入主中原后，整个中国社会制度便在突然之间出现了倒退。即便是到了乾隆盛世期间，那种属于落后的游牧民族的农奴制生产方式还依然存在。

因而，明末原本绽放出的那一点资本主义的曙光被扑灭了，随着清王朝的建立，整个中国重新进入到了更加漫长、更加专制的黑夜之中。实际上，事实胜于雄辩，清朝取代明朝不是一种进步，而是劣胜优汰。

其次是民众自由与民主意识的大倒退。明朝到了中后期，由于种种原因，皇权统治已经日渐减弱，统治者已经相对包容，而此消彼长，与之相伴生的则是民众的自由与民主意识的日益增强。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当时的民众思想、言论与行动的自由，文人集会结社谈论国事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在这种思想的启蒙下，明中期以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日益高涨，思想空前活跃，言论也非常自由。由于注重人的思想与人格独立，官员们在皇帝面前不仅不点头哈腰，显得唯唯诺诺，而且还动辄说不，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对抗皇帝的意愿与旨意，即便因此受到惩处也在所不惜，甚至还引以为荣。

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发生在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和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夺情事件”以及后来的“国本之争”。晚明时期，即使是一国之主的皇帝，许多事情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面对大臣的劝谏和反对，甚至是公然的谩骂与羞辱，很多时候也是无计可施，徒呼奈何。

海瑞在《治安疏》中就指着嘉靖帝的鼻子大骂，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而且几乎将嘉靖帝说成是昏君。海瑞的话不可谓不刻薄，根本不是一个臣子该说的话。

可是，向来强势的嘉靖帝对这种目无君上、肆无忌惮的谩骂乃至人身攻击十分生气，但却不敢杀了海瑞，只能一个人都在深宫中生闷气，实在气不过，顶多也就是拿身边的太监出出气。如果海瑞的这番指责要是发生在清代，那么想都不用想，必定会落下个诛灭九族的结果。

还有万历皇帝，因为一心要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结果遭到朝臣的反对，这一僵局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万历皇帝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最终只能以几十年不上朝进行对抗。但郁闷归郁闷，万历皇帝最后还是认了怂，立了不喜欢的皇长子为太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的士大夫与一般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言论上真的是获得了很大的自由，有着非常大的操控舆论的力量，并由此推动了明代后期市民运动、东林清议、党社运动的产生。

清代皇帝由于皇权的高度集中，向来反对思想、言论自由，他们采取极端高压政策，残暴地取缔了一切非政府组织。大清律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特别是自康熙以后，封建专制独裁统治达到极盛，士大夫连上书言事的自由几乎也被剥夺了，而且大兴文字狱，打压知识分子。

有清一代，特别是在康乾盛世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奴性意识，臣子在皇帝面前不过是卑躬屈膝的“奴才”，而这种“奴才”还只有满族人才有资格自称或被称。至于汉人，最多只能算是奴才的奴才。这种现象如果用龚自珍的说法就是“万马齐喑究可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