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曹参是杀沛县县令，立刘邦为“沛公”，与刘邦一道在沛县起兵反秦的两位汉代开国功臣。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萧何居首，曹参第二，足见其在功臣中的地位。萧何的贡献，一是楚汉战争中留守关中安抚秦民，为前线输送兵卒粮草，使刘邦战败后常得到补充，从物质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二是任丞相后为汉制定律令，处理政务，依律令执行：在生活上提倡俭朴，不滋事扰民。这些措施使得饱受战乱之苦、穷困已极的人民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能在一定的律令下生活，自然感到环境宽松，人人自安，极大地巩固了新建立的政权。

萧何拥有这样的政治资本，却不居功自傲，处事更为谨慎。他与曹参本是故交，但在确定元功位次时，群臣皆推曹参为第一，认为他身受七十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只有鄂千秋的反对，认为曹参这样的人有上百，对汉的作用并不突出，只有萧何经营关中支援前线才是万世之功。

结果使曹参屈居第二，导致二人关系疏远。但萧何没有困这种疏远而妒贤害能，临终仍推荐曹参为相，进一步巩固了汉的江山。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萧何算得上是一位胸怀宽广的政治家。此外，在治家问题上，萧何也算得上是一个榜样。他初封侯时，食邑八千户，定为元功之首又增加了二千户，而他们父子兄弟十余人都封有食邑，这样的待遇算得上是全国的首富了，但他依然勤俭持家，不奢侈浪费，这种作风很值得发扬光大。

曹参和萧何可谓心心相印。萧何去世，曹参即断定自己“将入相”，足见他对萧何的了解；而曹参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也足见萧何的选择十分正确，说明二人是知音。为什么曾参“不治事”呢？

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相同，即大乱初定，不能再生事扰民，作为丞相，曹参是洞悉时务的，他不另立政策，只是遵照刘邦和萧何制定的律令行事，不仅维持了政策的连续性，而且也是使人民更好的休养生息。为了实现尽心守职，避而过失，曹参用人也十分注意。

排斥那些专挑字眼、苛刻深求的人，只用敦厚老实人，似乎有意压制开拓精神，反对创新；但从当时的实际来考虑，老百姓实在经受不起干扰。

曹参被称为名相，他“不治事”被传为美谈，实际上是以“无为”亲实现有为。这也是他的一种贡献。守面勿失是一种策略只能根据现实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