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暴席卷了苏联，赫鲁晓夫差点因此下台，事后苏联高层更是被清洗了大半。

身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可谓是以“铁血手段”处理了这场动乱，之后又连续催着中国表态，好掩盖一些上不得台面的问题。

然而太过急功近利终究会埋下一些隐患，苏联政权在此后越发动荡不安，也在一点点接近那个终究摆不脱的宿命。

当年苏联的政变究竟因何而起，中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重生背后的假象

1956年，随着一份“秘密报告”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被抛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彻底成为了世界舆论的焦点。

没有人想到赫鲁晓夫居然公开反对斯大林，甚至完全推翻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一些发展政策。

要知道他本人就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更是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后起之秀，但他上任后的“第一刀”便砍向了自己的前任。

在赫鲁晓夫看来，只要推翻斯大林，就能完全将苏联从过去低迷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但他想得显然太过简单，整个苏联的运转模式可以说都是斯大林构建的，推翻就意味着重建，而他并未解决这第二个问题。

上任之初，赫鲁晓夫便大力推动一系列社会改革。他也许并不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但他的执行力绝非常人所能及，敢于实践个人的一些想法。

对外，赫鲁晓夫恢复了和南斯拉夫断绝已久的关系，还大力发展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对内，他大力开展工农业改革，这使得苏联国内的“玉米运动”一度达到了高潮。

但是由于苏联的气温和光照条件太差，玉米几乎结不出棒子，很多机构的官员便从国外购买玉米棒子来糊弄赫鲁晓夫。

玉米没种成，反倒催生了官员腐败，轰轰烈烈的“玉米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自然难辞其咎，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的能力不足。

赫鲁晓夫也十分清楚这一点，然而他并没有提升个人能力的意思，反而一味收拢权力，甚至不惜铲除“异己”。

当时苏联高层大致分为两股势力，一股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改革派，另一股则是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古典派。

莫洛托夫等人一直以来都对斯大林充满崇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自然不太感冒，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在乎他们的感受。

1953年7月，赫鲁晓夫不顾党内多人的反对，坚持要求枪决贝利亚。之后他又和主管经济的马林科夫吵了一架，并且还多次反驳外交大臣莫洛托夫的观点。

种种迹象都表明，赫鲁晓夫在不断加强自己的话语权，他不仅要在国家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还将手伸向了军事、经济以及外交等领域。

当时不少苏联学者都对赫鲁晓夫的行为做了总结，他们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并没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实力。

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自身的性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使得他在改革的进程中始终有些畏手畏脚。

就连赫鲁晓夫本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苏联决定开始解冻，并自觉走下去的时候，大家，包括我在内，都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将很难处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任时的赫鲁晓夫并没有这样的认知。

1957年春，赫鲁晓夫信心满满地提出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结果遭到了大多数主席团成员的反对。

在那些主席团成员看来，赫鲁晓夫的步子迈得未免有些太大了，而且太过急功近利，根本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严重的政治危机

中国民间有句古话“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裆”，一意孤行的赫鲁晓夫很快就尝到了这种滋味。

他以苏共第一书记的身份直接否定了所有反对意见，坚持要求推行他的经济改革政策。

这件事彻底激化了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之间的矛盾，莫洛托夫随后和马林科夫等人组建了一个团体，准备寻找机会一举将赫鲁晓夫搞下台。

很快莫洛托夫等人就等来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赫鲁晓夫将要出国进行一场为期9天的国事访问，这给了他们足够策划和串通的时间。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拉拢了苏联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并且得到了布尔加宁的支持。

1957年6月14日，结束国事访问的赫鲁晓夫返回了国内，受到了莫洛托夫等人的热情欢迎。然而在这种祥和的氛围背后，却隐藏着一场足以颠覆苏联政权的政治危机。

4天后，正在家里休息的赫鲁晓夫接到了布尔加宁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刻前往克里姆林宫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

赫鲁晓夫对突然提前的这场会议感到很疑惑，他表示没有必要提前召开会议，但布尔加宁的态度很坚决，赫鲁晓夫只好同意。

很快赫鲁晓夫就到达了克里姆林宫，而当他刚踏进会议厅大门的时候，便嗅到了一丝非比寻常的意味。

会议随即开始，赫鲁晓夫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遭到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连珠炮般地攻击。

当所有矛盾都摆上台面之后，莫洛托夫等人也不再遮遮掩掩，一口气列出了赫鲁晓夫的“三宗罪”。

首先就是赫鲁晓夫的执政手段太过强硬，而且在经济上的做法严重脱离实际，给苏联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其次，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破坏了斯大林留下的集权领导制，表面上赫鲁晓夫否决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实则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个人领导制。

最后莫洛托夫等人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伤害了国内民众的感情，甚至导致了后来波匈事件的发生。这些恶性事件不仅让苏联在国际上丢了声望，也丢了民心。

这“三宗罪”可谓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赫鲁晓夫的弊端。他口口声声喊着民主两个字，却无力推动苏联进入新时代；他总是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却总希望得到他人的赞扬。

听完莫洛托夫等人的“指控”后，赫鲁晓夫明显有些慌了，但他依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一直在尝试为自己的一些不当行为进行辩解。

莫洛托夫等人自然不打算给他翻盘的机会，决定将他“一棒子打死”，立刻就提出了对赫鲁晓夫罢免的决议。

当时一共有11名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最终莫洛托夫等人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以7:4的结果结束了这场会议。

莫洛托夫等人随即对苏联最高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并且表示只有赫鲁晓夫“乖乖听话”，才能得到农业部部长这一职位。

歇斯底里的反击

赫鲁晓夫自然不甘心就这样被赶下台，他立刻组织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因为苏共第一书记是由中央全会投票选举产生的，即使被罢免也需要得到多数中央全会委员的同意。

莫洛托夫等人也知道他们计划中的漏洞，所以极力阻止中央全会的召开，但赫鲁晓夫的亲信还是迅速召集了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

这些委员中很多都是赫鲁晓夫上台后提拔起来的，所以会议的结果可想而知，赫鲁晓夫继续“稳坐钓鱼台”，莫洛托夫等人则统统遭到了罢免，甚至一度被赶出了莫斯科，并且被安上了一个“反党”的名头。

这场政变虽然时间很短，但在苏联国内引发了巨大的动荡。

莫洛托夫等人在苏联享有极高的威望，民众自然不会轻易被糊弄过去，赫鲁晓夫必须尽快拿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了挽回声誉，赫鲁晓夫在事发后5天，就安排米高扬秘密到达了北京。

他迫切需要中国在这件事当中表态，但毛主席当时正在杭州养病，并没有正面回应此事。结果赫鲁晓夫急了，直接让米高扬飞往杭州，希望获得毛主席的支持。

毛主席了解此事后，认为苏联方面并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莫洛托夫等人反党。而且莫洛托夫等人为苏共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被列为反党分子，实在让群众难以接受，对他们的处罚也有些过重。

最后毛主席出于对中苏关系的考量，并没有插手苏联内政，而是默认对赫鲁晓夫表达了支持。

尽管主席本人并不支持莫洛托夫等人的做法，但他的观点是，不应该对莫洛托夫等人处罚过重，而是应该继续委以重用，以此来彰显苏共高层的团结。

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听进去毛主席的话，坚持要对莫洛托夫等人进行严厉处罚，这使得他身上独裁的影子越来越重，也使得苏联内部出现了更大的裂痕。

1964年，树敌众多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但苏联不断分裂的趋势并未得到缓解，最终这个庞大的国家轰然倒塌，再也不复往日的荣光。

如果当初赫鲁晓夫听取了毛主席意见的话，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但历史容不得假设，后人只能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