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汉字文化更是如大海般深邃，当我们还在为学习英语而发愁的时候，外国人在汉语面前已经瑟瑟发抖。

这倒不是因为中国汉字特别难认，而是同样的字在不同的语境之下，比如说，在严寒的冬天，妈妈关怀是“能穿多少就穿多少”，而在酷热的夏天，妈妈的关怀同样是“能穿多少就穿多少”。

尽管两句关怀一模一样，但所代表的含义却截然不同。

除了语境影响意思之外，中华汉字不同的字序或者不同的标点位置一样能产生千差万别的意义，这些文字背后，或许是外国人穷尽一生也无法窥探的奥秘。

当然，文字的奥秘并不单单让外国人惊叹，即便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会陶醉其中，甚至一些书法大家时常在文字上有令后人津津乐道的生活趣事。

有一位国民党的元老在书法造诣上非常高深，每当在公众场合露面时，总会有一批文化爱好者争相让其题字。

可是有次他喝得酩酊大醉，宾客却缠着他题字，他感到一阵内急，便挥笔写下：

不可随处小便。

这句话虽然已经成为了现在流行于大街小巷中的文明用语，但是作为书法大家如此题字总伤风雅。

他醒来之后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仔细思索之下，将这六个字变换了字序却成了经典名言。

这位国民党元老就是于右任。

一腔热血

清光绪五年，于右任祖籍陕西泾阳，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原名伯循，字诱人，后来由于周围之人总是以“诱人、诱人”这般戏谑称呼，他干脆改名为右任。

于右任自幼品学兼优，在他16岁那年便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县学，成了无数读书人穷其一生也无法企及的秀才。

一举叩开了走向仕途的大门，于右任又历经三年苦学，又以岁试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甚至还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赞誉为“西北奇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于右任内心的民族思想日益增长，反清救国已在他的内心生根发芽。

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不思抵抗，直接带着光绪皇帝西逃了，慈禧到达陕西西安的时候，地方官员强令群众在雨中接驾，而于右任也被迫在雨中跪了一个多小时。

气愤的于右任冒着违抗清廷严禁散发的危险，特意请伙伴给自己拍了一张散发照，还即兴写出了一副对联贴在身后，对联上写着：

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后来这副对联还被于右任写在了自己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的封面上，当这本充满爱国激情和反抗清政府的诗集被排印成书时，传播甚广，备受赞誉。

不过此举却惹恼了清政府，清廷下令当地官员捉拿于右任，于右任逃离家乡去了上海。

清光绪三十一年，于右任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创办《神州日报》，以此来宣传进步的思想主张，为此他去了日本留学考察并筹措经费。

而在这期间，于右任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在回国之后，他相继主办了《神州日报》和《民立报》，正式举起反清的大旗。

满腹经纶

清政府倒台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作为革命先锋的于右任被委任为交通部次长，只是军阀混起的年代里，一腔热血的于右任被迫流亡日本避难。

1918年，于右任返回陕西担任靖国军总司令，与当地军阀苦斗四年，可是靖国军要取得胜利的危急关头，内部却产生了分化。

胡景翼等人接受了北洋军阀冯玉祥的改编，而于右任与杨虎城则仍举靖国军旗帜支撑西北危局，可最终由于势单力薄，于右任只好遣散部队，随后赶赴上海向孙中山汇报靖国军成败始末。

经过这次失败，于右任认识到了人才的匮乏，于是便投身教育界为国家培养急需的人才，而上海大学便是于右任拉扯起来的，为了办好这所大学，于右任摒弃派别之嫌隙，启用了大批共产党人。

1924年，于右任当选国民党一届中执委，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元老。

身居高位而未敢忘国忧，他在教育事业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后来又创办了很多学校，是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更是当之无愧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

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非常高，他的墨宝更是当时文化圈的顶流，只要于右任在的地方，总会有人想得到他的亲笔书法作品。

只是谁也想不到，于右任在醉酒后会题下“不可随处小便”的庸俗之字。

经典名言

在于右任醒酒之后，便向周边人询问自己在酒后有没有失言，周围人吞吞吐吐，最终还是于右任所提的字拿了出来。

于右任看到后，立即明白了自己昨晚酒后失态，于是便想办法弥补一番，他仔细盯着眼前的题字思考，突然脑海中就闪现了这六个字的另外一个组合，即：

小处不可随便。

于是于右任又挥笔将这六个字写下，以替换昨晚酒后所题的庸俗之字。

还别说，同样的六个字，稍微换了一下字序，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意思，经于右任改过的这六个字也成为了很多人自省的名言名句。

哪怕事情再小，都不能随意对待，这便是人生走向成功的真谛，此句也成了于右任给予大家的警示。

只是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时，于右任也被迫赴台，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他眷恋的故土。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这是柳亚子对于右任的评价，位于三原县的那株三百多年的老槐树或许也在殷切期盼于右任的回去吧，只是它们再也等不到故人。

于右任去世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至此，于右任终于了却后半生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参考资料：《于右任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