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从后周柴宗训手中夺取政权，登基为帝，定都开封。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座“无险可依，四战之地”作为都城呢？史书中有这样记载：

熙宁五年（1072），北宋著名的经济学家张方平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张方平的意思是大宋王朝的建立是因为军队，而军队需要粮食，粮食需要通过漕运从东南而来。

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贯穿整个开封，四条河流又经护城河相互沟通，当时京城的河道上，常年舟船如织，商旅不绝，把全国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京城。

赵匡胤曾对吴越王钱俶说：“朕有三条玉带”，“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是逐渐形成的过程。从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开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史称“衣冠南渡”，当然，这里的衣冠主要指的是士大夫，名门大户。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北方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第二次大规模人口南移发生。此时，由于插秧技术和复种技术的出现，南方经济已经超过北方。

而幽云十六州的丢失，也决定了定都开封的必要性。因为失去了燕山山脉这一北部屏障，所以，大宋王朝需要养活大量军队守卫，而军队需要粮食，粮食需要从南方运输，运输需要漕运。这一系列的因素，决定只能定都开封。

关于前都之事，同样在史书中能找到蛛丝马迹。

赵匡胤登基之后，曾西幸洛阳，提及迁都之事，李怀忠这样说道：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进言：“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若虑迁都，臣实未见其便。”

李怀忠的意思是，东京纵有千般不是，但毕竟得运河之便，每年可以从江淮运入漕粮数百万石，京师数十万驻军，全靠它吃饭。陛下如果搬居洛阳，得从哪里弄到这么多的粮食？因此，迁都之事，极不可行。

上亦弗从。

赵匡胤并未答应。

此时，太祖之弟、晋王赵光义从容说道：“迁都未便。”

赵匡胤说：“迁都洛阳也非长远之计，最好是迁至长安。”

赵光义“叩头切谏”，决心要打消太祖迁都的念头。

赵匡胤又说：“我之所以想西迁，并无他意，只是要据山河之胜，守卫国都，这样便可以裁撤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

赵光义说：“国家之守，在德不在险。”

一句在德不在险，使得赵匡胤放弃了迁都的打算。而长安久经战火，已经失去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

公元881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军队大肆烧杀抢掠，之后就是纵火焚烧，长安城被毁。

诗人韦庄的《秦妇吟》中有这样的诗句：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大明王朝定都北京，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朱棣的驻地，另一方面，也与少数民族的分布不无关系。

汉唐时期，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的主要是匈奴，突厥，它们分布于中国西北部地区，宋朝之后，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的主要是契丹，女真，蒙古，分布于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所以王朝多定都于东部和北部。

大明定都于北京，主要在于防范蒙古瓦剌，这时，大明军事实力占优，有“天子守国门”的勇气和底气。

同时，河北地区的重要性也在徐达收回幽云十六州时再次得以体现。守住北京，就能扼住蒙古通往内地的要道。同时，京杭大运河的通航，以及海运技术的日渐成熟，粮食供应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