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从师

编辑/SHI

1957年，张震刚刚担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便前去拜访刘伯承，向刘伯承这位军队中的老前辈取经。聊着聊着，刘伯承回忆起当年在大别山的岁月，突然问张震说：“邓小平从来没上过军校，可他打仗为什么那么厉害呢？”。

张震可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他1954年到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因为表现出色而留校任教，很快就升到了副院长的位置。当时可谓是正值当打之年，大家都很看好他的军事前途，也难怪刘伯承会和他探讨这个问题。

不过，刘伯承的这个问题还是让张震感到很犯难，一时接不上话。思考了一会儿，张震说：“应该是因为他能做到知己知彼，了解自己和对方的军队！”

刘伯承略微点了点头，然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别看邓小平没上过军校，可他运用军事辩证法的能力可是相当出色啊！”一席话，既点出了邓小平在军事方面的过人之处，也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军事造诣。

129师的新政委

刘伯承和邓小平并肩作战多年，其中包括共同指挥129师的13年，可以说刘伯承是最了解邓小平的人之一了，对于邓小平的军事能力，刘伯承更是非常有发言权。

其实，刘、邓二人还真有不少相似之处。刘伯承出生于1892年，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两人属相都是龙；两人都是四川人，刘伯承24岁时参加护国战争初露锋芒，35岁时去了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进修，是我军最得力的军事指挥官之一；而留学法国的邓小平则比他早一年去了到莫斯科，不过邓小平去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专业方向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0年，邓小平参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刘伯承此时则刚刚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直到1931年两人初次相逢，两人都对彼此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

1935年初，刘伯承与邓小平一并参与了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1939年，两人在129师正式组成搭档，并在此后联合指挥129师整整13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时任129师政委的张浩身体状况欠佳，毛主席决定为该师选派新的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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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师是我军的主力军之一，其分量不言而喻，对于129师政委一职，中共内部呼声最高的有两名候选人：一位是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一位则是当时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

作为129师的政委，两人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也有不完美之处：徐向前作为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军事指挥能力有目共睹，他为129师服务多年，不存在适应新环境的问题；任弼时则有丰富的政工工作经验，担任129师的政委也应当是驾熟就轻。

不完美之处则在于，很多人认为徐向前的军事能力更适合放在军事指挥岗位上，而任弼时同时还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让他兼任129师政委一职，那么他的工作压力就会非常大。

过渡时期，刘伯承一度曾一人身兼政委和师长两职。为了尽快确定合适的新政委，毛主席亲自找到刘伯承征求意见，让刘伯承挑选自己的搭档。

刘伯承微微一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对毛主席说：“我心里其实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接着，刘伯承便说出了“邓小平”的名字。他进一步解释说，邓小平工作认真负责，头脑灵活，熟悉政治工作，而且两人都是四川老乡，搭档起来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曾有成功指挥百色起义的经验，尽管他没有上过军校，但对于军事作战这一块，邓小平并不陌生。

刘伯承解释了选择邓小平的原因后，毛主席也感到非常赞同。

当时，邓小平正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但毛主席还是欣然应允，将邓小平调到129师政委的岗位上，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组合正式诞生。

历史证明，这一任命无疑是英明而正确的，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领导下，总兵力高达8万人的129师为我军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我军的一支传奇之师。

亲密无间的合作

刘伯承和邓小平合作那么多年，自然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人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战友和同事，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挚友和知己。

刘伯承作为“十大元帅”之一，享有“军神”的美名，他曾去过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立下战功无数。然而，刘伯承却总是说，自己的功劳离不开邓小平，自己也特别喜欢和邓小平合作。

1927年回国后，邓小平来到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

当时，我军经常派遣人员到苏联等国家留学，不过，通常在一线作战的军事将领会被优先被派到国外学习军事，作为政工人员的邓小平，主要是负责思想政治、组织群众等日常性工作。

到129师担任政委后，意味着邓小平正式来到了作战一线，他要开始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

首先，邓小平要熟悉和适应刘伯承这样一位很有性格的搭档。

刘伯承做事“事无巨细”，对于细节看得很重，对于上级下达的命令总是不打折扣地执行，对工作要求非常细致，但和同事、下属相处时，刘伯承也有很有亲和力，因此深受大家爱戴。

作为政委，邓小平自然要配合好刘伯承，他渐渐发现，刘伯承的这种性格恰好和自己很互补——邓小平目光犀利、善于见微知著，面对问题常敢于批评、直言不讳，恰好和刘伯承相得益彰，两人在合作中对彼此愈发信赖，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

据刘伯承和邓小平在129师的下属回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互相支持渗透在工作的点点滴滴之中——凡是刘伯承指示过的事情，如果再去问邓小平，那么邓小平就会说“按刘伯承说的去做”；

如果是邓小平指示过的事情，如果去问刘伯承，刘伯承也会说“按照邓小平说的做”。不打折扣的执行和高度的团结，可以说是刘邓指挥129师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不仅仅在工作方面，在生活方面，邓小平和刘伯承也心心相印、互相支持。

部队经过黄泛区的时候，邓小平亲自搀扶着刘伯承，走过了数十里的泥泞道路，他时常叮嘱大家，刘伯承工作繁忙，有时身体状况不是太好，要大家多去照顾刘伯承的健康，不要经常打扰他。

在百团大战中，为了争分夺秒研究战术，刘伯承要对着窑洞墙上地图上的地名一个个进行分析，深夜之中邓小平便举起蜡烛，紧紧跟随着刘伯承，每当刘伯承指向地图上的地名，邓小平就会把地名念出来。

1942年，在中央特意为刘伯承举行的祝寿活动上，邓小平进行了演讲，他特意提到，自己和刘伯承搭档以来，工作、生活都在一起，工作配合得非常好，尽管工作中也有过争论，但都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两人从来都是将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计较过个人的荣辱得失，刘伯承也一直要求身边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要求大家多为国家和人民着想。

后来整理编撰刘邓共事时期的资料的时候，人们发现当时几乎所有电报都是两人联合签署的，几乎任何一份重要材料，都汇聚着两人共同的心血——比方说有一部分内容是刘伯承负责编写，另一部分则会是邓小平起草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汇聚两人思想的精华，达到最好的工作效果，因此这一时期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思想，往往是要放在一起梳理和研究的。

邓小平的“军事辩证法”

那么，刘伯承所说的“军事辩证法”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这可以理解成邓小平的一种思维方式——首先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然后进行针对性的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像无头苍蝇一样胡乱处理问题。

没上过军校就没办法成为出色的军事指挥？邓小平的经历是对这一说法的最好反驳，在军事生涯中，邓小平展示出了自己对军事辩证法的灵活运用，一再为我军立下奇功。

邓小平在军事领域的初露锋芒始于1929年的百色起义。当时，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开火，邓小平和张云逸来到广西，通过一系列的整合调等，为建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打下了基础。面对敌军意欲反击的阴谋，邓小平果断进行武装斗争，发动了著名的百色起义。

抗战时期，邓小平继续显露出自己的军事才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正式成立后，邓小平负责政治工作，他积极组织联络群众，总结出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

在对敌我情况、地形、气候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邓小平提出了自己的军事观点——游击战是主要的战争形式，但在有利条件下可以考虑采用运动战。

也就是说，邓小平依然认可游击战为主的观点，但军队要拥有

游击队和自卫队等多种形式。

1940年起，邓小平在太行军区发展民兵力量，为游击战深入开展到各个角落打下基础。

这个时期，邓小平对作战方针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针对太行军区的情况，邓小平便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思路——敌进我退，根据敌方的军事部署情况，调整本方的作战方阵，让游击战打得更有针对性。

发现我军的套路后，敌军开始改变了作战攻略，给我军形成了一定的反扑。邓小平进而提出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法。

邓小平所说的“敌军我进”，是指面对敌军的进攻，派遣部队针对对方的补给线、铁路干线、城镇据点等致命环节给予打击，迫使其军事力量分散，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以攻代守”的作用。

这种策略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邓小平在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方面的才华令人刮目相看。

要“反对麻木”！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他的战略和组织才能，扭转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不利局面。

1941年以后，日军实行“治安强化”和“三光”政策，不断蚕食我军根据地，加之当时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给我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危急时刻，邓小平再次洞察了问题的本质，并针对根据地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及时调整，让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得以好转。

邓小平意识到，要想扭转局面，首先要解决思想意识层面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当前我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一部分人缺乏思想准备，对困难估计不足，甚至还滋生了消极怠战情绪。

在该年4月份的

《党的生活》上，邓小平发表文章，指出要“反对麻木”，加强党政军民之间的配合，保持对局势的清醒与敏锐。、

他指出，一部分人不断退缩，不研究对手，不研究战局，缺乏对困难的估计，不知道具体如何开打，犯了“麻木的毛病”......这些都是我军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进而提出，要“思想教育和纪律制裁”双管齐下，致命战争的正确道路和光明前途，克服情绪和思想层面的问题；同时，对于不良行为要进行严格惩治——“不能通过掩盖局面的严重性来麻痹自己，而是要有警惕情绪，找到克服问题的办法”。

这篇题为《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的文章，集中展示了邓小平的观点：必须依以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包括瓦解敌军卫组织，进行文化斗争，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细化组织工作等。

解决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我军的作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1942年，面对阎锡山军队孤注一掷的进攻，邓小平发动浮翼战役，次年的林南战役，又消灭庞炳勋、孙殿英部伪军，让根据地局势转危为安。

也就是在此时，邓小平明确了“减租减息”的指导思想，充分活跃党组织，发掘先进分子，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43年初，在太行分局的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要进行“一元化”的斗争，实现步调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正是围绕着这一思想，邓小平牵头成立了“武装工作队”。这是当时我军的一支精锐部队，不但能够进行武装斗争，还具备政治斗争的能力，他们深入日伪据点，起到了很好的瓦解敌军力量的作用。

邓小平的工作让局势豁然开朗，1947年,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中原；1949年，以邓小平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我军成功占领南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可以说，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展现出的大智大勇，为我军取得最后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也难怪刘伯承对邓小平的军事能力给予那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