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的国号，最早的“中国”何在，如今还有一些争议：

著名学者苏秉琦，认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最早的中国：“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初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但曾经的二里头遗址考古领队许宏，认为陶寺遗址时的“国”是共存的、不排他的，大禹之前还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万国共存，但“只要‘国’之前加上‘中’这个定语的话，就具有了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从最狭义的（王朝）政治实体的角度看，二里头才是最早的中国。

也就是说，“最早的中国”的争议，根本在于从什么角度去看，或者说衡量的标准是什么。既然如此，更应该以什么标准判断“最早的中国”？

中国之称历史源头

欲要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中国之称的历史来源。

所谓“中国”，是由“中”与“国”两个概念组成，其中“国”很好理解，就是指国家，上古为王国，那么“中”代表什么意思呢？

在中国文化中，“中”的含义比较丰富，既有物质层面的“中”，比如甲骨文中的“中”是一根挂有旗帜的杆子，应该也与立杆测影之杆有关，也有精神层面的“中”，比如中庸之道就是要求凡事中正合理、恰到好处，但中国之中应为方位概念，就是“地中”。

周礼记载：“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阳阴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所谓“地中”，就是地之中央，四面八方加中间点就是“九宫”，中间点就是地之中央，当“国家”出现后，“地中”与“国家”相结合，于是就形成了“居中而治”的“中国”概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工作最新研究成果：大约从5800年前进入“古国时代”，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与西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不过，当时有没有出现“地中”概念，如今我们不知道，因此还不能说当时已有“中国”概念。

但距今4300余年的陶寺遗址，被普遍视为“尧舜之都”，其中出土了地中证据——木胎漆绘圭尺。该圭尺上有20个刻度，代表当时将一年划分为20节气，其中第十一刻度非常凸显，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学者何驽研究发现，此刻度对应的是夏至日影“一尺六寸”。巧合的是，周髀算经中记载地中标准为夏至正午日影长度为一尺六寸之处。

因此，陶寺时代已有地中概念，而陶寺肯定已经进入王国阶段（是不是虞朝争议较大），两者一结合，就可以说陶寺王权是最早的中国。

到了三代时期，中国“地中”标准出现变化，周礼记载地中标准为“一尺五寸”，就在今天的嵩山一带。之所以地中标准会变，背后体现出地中标准应为强者制定，而后成为约定俗成的认知。此后，该标准一直没有改变，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与王朝更迭，地中文化逐渐衰落了。

古人如何看待地中？

上文可见，单就“中国”这个称号而言，显然与“地中”密不可分。问题在于：古人如何看待“地中”文化，或者说对其重视程度如何？如果不重视地中文化，那么使用其他标准衡量“最早的中国”未尝不可，但如果高度重视地中文化，那么就该使用这一标准衡量“最早的中国”。

首先，三代都城暗合“地中”标准

夏朝前期都城何在，如今还有争议，但二里头却邻近嵩山，相当于以一尺五寸为地中标准。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陶寺即为夏朝早期，二是认为夏朝早期在二里头之东的嵩山王城岗、新密的新砦遗址等，但这两种观点或符合“一尺六寸”，或符合“一尺五寸”的标准。

笔者认为，上文谈到的地中标准变迁，极有可能是大禹崛起之后，当时强权发生变化，于是夏人以其居住的嵩山一带夏至日影长度为地中标准。

商朝前期都城在郑州一带，即符合一尺五寸的标准，后来迁到安阳地区。需要注意的是，距今6500年的西水坡遗址，天文学非常发达，更奇怪的是，该遗址与陶寺大致处于同一纬度，即夏至日影长度相同，而安阳与濮阳的纬度大致相同，因此盘庚迁殷是回归“一尺六寸”地中标准？

关于西周都城，武王克商之后要建都洛邑，以“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何尊铭文显示周成王曾迁都洛邑，后来应该又迁回宗周，但洛邑依然是西周重要城邑，且周公还在嵩山告成镇建立观象台。至于东周，都城迁到了洛邑，更是邻近嵩山。

三代建都于地中之处，目的是邻近地中之上的天帝之居，即所谓周武王在营建洛邑时说的“定天保，依天室”，表明政权的合法性。

其次，商周高度重视“地中”

以出土文献看，甲骨文中商王占卜“东土受年否，南土受年否，西土受年否，北土受年否”，显然是认为商王所在的都城——大邑商为“中土”，就是地中。因此，中国文化中的“居中而治”思想，无疑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

商周交替之际，武王伐纣之后第一件大事，其实被史记漏记了。西周利簋铭文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就是武王第八日抵达“阑”地。而天亡簋记载“乙亥，王有大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乙亥”是“甲子”后的第十二天、“辛未”后的第四天，武王在天室山举行祭天大礼。为什么？原因在于当时的地中在嵩山一带，地中之上就是天帝，故而周武王来嵩山最高峰祭天。

也就是说，地中不是一个虚幻的历史概念，而是上古时人普遍认可的重要的宗教概念，与政权合法性的息息相关。古人存在较大的认知局限性，认为王权受命于天，那么所作所为自然要获得上天认同，在建都于地中、政权会得到上天认同，也会为诸侯信服。

综上可见，以“地中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客观重要性，以及中国之中的直接含义而言，当我们衡量“最早的中国”时，或许更应该选择“地中”标准，而非从最狭义的（王朝）政治实体的角度看。

更为重要的是，从“最狭义”的角度判断“最早的中国”，显然只能得出一个“最狭义的结论”，作为历史研究自然可以，但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大肆宣传这个“最狭义的结论”，那么就可能混淆视听、误导大众，从而可能截短“中国”概念的历史长度，让原本有4300余年的“最早的中国”变得只有3700多年。

参考资料：《许宏——最早的中国》、《苏秉琦——考古寻根记》、《尚书》、《周礼》、《周髀算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