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南直隶进士中，出身于什么家庭的考生数量最多？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明代南直隶进士除儒士、教官外，以其他非生员身份中式，还有典史、太医院医生、钦天监天文生三类。

典史，洪武十七年明廷颁布《科举成式》，其中规定“官之未入流而无钱粮等项黏带者”具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典史属于“未入流”官职，故而在制度上可合法参加科举考试。

太医院医生是隶属于太医院专职为皇帝、宗室或奉敕为大臣诊视疾病的人员。在官本位的明朝，太医院医生社会地位并不高，故其普遍的追求仍是应举入仕为官。

钦天监天文生是在两京钦天监专门学习天文、历数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学生。明太祖曾规定，“钦天监人员别习他业，不学天文、历数者，俱发海南充军”，也即禁止钦天监人员改习他业，这也就意味着不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

天顺二年，掌钦天监事礼部右侍郎汤序奏述：“两京天文生、阴阳人及官生户下子弟能读习三场文字者，远离乡土不能回还，宜令就两京报名科举，有中式者依资格出身。其天文生、阴阳人仍于本监录用，户下子弟果有能习天文历数者听从本监保奏录用”，随即得到明英宗的准许。

明代南直隶进士群体中式身份的变化

明代南直隶进士群体中式身份共九类，分别是府州县儒学生员、都司卫所儒学生员、监生、京卫武学生、儒士、教官、典史、太医院医生、钦天监天文生。其中式身份在不同时期是不断变化的明代南直隶进士中式年龄的影响，进士登第时为了日后仕途能有长远发展，以少报年龄增加自己的优势，是明代科举中出现“官年”现象的重要原因。

庶吉士是明代内阁辅臣最重要也是来源最广泛的功名群体，一般都是从新科二、三甲进士中选拔，但也有年龄限制，年龄偏大者不具备参选资格。一般而言，进入仕途年龄越年轻，仕宦时间也就越长，发挥的政治影响也就越久。

弘治六年，大学士徐溥奏言，此前考选庶吉士“或限年岁”但“无定制”，因此中式年龄对考选庶吉士的影响具有很大的随机性。

如天顺四年进士王徽，时年33岁，“选庶吉士，试《春雨》诗。公仿柏梁体，顷刻赋百余韻，李文达、王忠肃相顾，喜得人，会诏限年以选，公不与，两公甚惜之”，这是因为恰巧限年而不得选庶吉士的显例。

而嘉靖十四年四月，内阁辅臣李时又奏准“今科进士不必限年”考选庶吉士，故该科进士骆文盛以40岁高龄仍旧得选；嘉靖四十四年，工部左给事中张岳奏准考选庶吉士应“限年四十以内”，迄明末，这一规定成为考选庶吉士年龄条件的定制。

南直隶进士的中式年龄确实与其仕途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关联，如中式年龄越年轻，仕至高级官员者所占比重就越大，尤其是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南直隶进士仕至从一品官员者的数量，就是明显例证。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式年龄年轻化只是仕途发展的一个有利因素，而非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如41—55岁中式年龄段的南直隶进士。

虽然在年龄上不具备任何优势，但还是有仕至从一品官员者。即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徐光启，其进士及第时中式年龄为43岁，但仕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这就是凭借其他因素促成仕途发展的典型例证。

明代南直隶进士的家庭出身

明代科举规定，应试者须按制向有司如实填报自己的家庭状况，这项内容反映在《登科录》中就是“进士家状”。

例如，明代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进士，后任内阁首辅的徐阶，高中嘉靖二年探花，《嘉靖二年进士登科录》详细记载了他的家庭状况：“徐阶，贯直隶松江府华亭县民籍，曾祖贤；祖礼；父黼，县丞；前母林氏、钱氏，母顾氏；具庆下；兄隆，弟陈、陟；聘陈氏”。

由此可知，“进士家状”包含了进士的姓名、现籍地、户类、上三代直系亲属的名讳及履历、母姓、祖父母及父母存世的情况、兄弟名、妻姓等情况。其中，上三代直系亲属的履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流动是家庭状况中最重要的内容。

明代南直隶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的履历

洪武三年初开科举时，就要求报考科举的考生向州县衙门提供的信息中必须包含上三代直系亲属的履历，洪武十七年颁布的《科举成式》，规定应试者也必须向当地有司提供包含上三代履历信息的文字材料，礼部刊刻的官方档案《登科录》中所记载的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姓名及履历就源于此。

还需指出的是，考生自报的上三代直系亲属履历应是其直系亲属在其登第前所获得的由朝廷授予的现有或最终的功名、官号或捐衔。

当然，有的考生在向礼部填报上三代履历信息时，也会填报自己曾祖母、祖母、伯祖和伯父、叔父的履历，如景泰二年南直隶进士陈杰，该科《登科录》在记载其上三代直系亲属履历的同时，也载有其“曾祖母唐氏，封太夫人；伯祖济，右春坊右赞善。祖母杨氏，赠夫人”的内容。

又如该科南直隶进士陈僎，《景泰二年进士登科录》在记载其上三代直系亲属履历的同时，也载有其“曾祖母徐氏，赠夫人；祖母高氏，赠夫人；伯镒，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内容。

再如该科南直隶进士吴琛，《景泰二年进士登科录》在记载其上三代直系亲属履历的同时，也载有其“叔思议，虎贵左卫仓副使”的内容；当然，这样填报是不符合朝廷规定的填报格式的，如果要增添填报内容，事先应向朝廷说明情况，经许可后，方许填报。

如正统十年南直隶进士金恺，“念先曾祖母张孺人抚哺之恩，于《登科录》特乞书写‘祖母张氏’以报之，盖异典也”。查《正统十年进士登科录》所载金恺的上三代直系亲属履历，果然载有“祖母张氏”的内容。

如《万历二十年进士履历便览》载该科进士姚文蔚上三代直系亲属“曾祖福；祖钺；父良弼”俱为纯平民，显误。经考证，姚文蔚上三代直系亲属履历应为“曾祖福，寿官；祖钺，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父良弼，按察司副使”。又如，《万历二十年进士履历便览》载潘士达上三代直系亲属“曾祖釴；祖雲；父秉纯”俱为纯平民，亦误。

经考证，潘士达上三代直系亲属名讳及履历应为“曾祖釴；祖雲，州同知；父秉纯，生员”。再如，《万历二十年进士履历便览》载孙如游上三代直系亲属“曾祖燧；祖墀；父鏊”俱为纯平民，也误。经考证，孙如游上三代直系亲属名讳及履历应为“曾祖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祖墀，尚宝司卿；父鏊，上林苑监署丞”。

此外，《万历二十年进士履历便览》对顾天埈、杨继礼上三代家庭出身的记载也都是不正确的。结论应是：《万历二十年进士履历便览》也不具备作为考察该科进士上三代家庭出身及社会流动的参考资料。

由于现存科举文献的不完整及阙载，目前已经不可能对明代南直隶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的履历逐一进行考察和了解，只能通过存世的《登科录》《履历便览》《同年录》《序齿录》及各种明代文集、人物传记、墓志铭、行状等载有进士上三代履历信息的文献，对明代南直隶进士的上三代家庭出身及社会流动进行考察。

明代南直隶进士的社会流动

“上三代直系亲属无任何功名、官号和捐衔的进士数及占比”，反映的是出身于纯平民家庭的南直隶进士数量及其在该科南直隶进士中所占比例，同时也反映出出身于非纯平民家庭的南直隶进士数量及其所占比例。

上三代直系亲属有获得学校、科举功名和荣誉性职衔的家庭，已与纯平民家庭有所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其子孙中式产生影响，获得学校功名和科举功名的家庭，除在服饰方面与平民不同外，还享有徭役优免权及入仕做官的资格，获得荣誉性职衔的家庭。

除在地方社会中享有声望和地位外，也享有实际的优惠，如徭役优免，因此将其划分为“上三代直系亲属中仅有功名和荣誉性职衔的进士数及占比”，反映的是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中仅有学校功名、科举功名和荣誉性职衔家庭的南直隶进士数量及其在该科南直隶进士中所占比例；在各类官号中，只有实职官才拥有相应的实际职权。

因此“上三代直系亲属中有任实职官进士数及占比”，反映的是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实职官家庭的南直隶进士数量及其在该科南直隶进士中所占比例。

“上三代直系亲属中有任从七品以上官进士数及占比”，反映的是出身于中上层官员家庭的南直隶进士数量及其在该科南直隶进士中所占比例；而“上三代直系亲属中有任从五品以上官进士数及占比”。

反映的是出身于上层官员家庭的南直隶进士数量及其在该科南直隶进士中所占比例；考虑到曾祖、祖、父对其子孙中式与否产生的影响不同，在此基础上，进而划分为“父任从七品以上官”、“父或祖有任从五品以上官”和“父任从五品以上官”三种情况。

结语

总的来说，出身于教官家庭的士子，从小受担任教官的父亲的教诲，教官虽无行政权力但有时可对其子中式与否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父任教官进士数及占比”，反映的是出身于教官家庭的南直隶进士数量及其在该科南直隶进士中所占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