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东非奴隶贸易历史悠久，既有东非大陆上的奴隶贸易，又包含了环印度洋地区的奴隶贸易。起初，奴隶的非生产性特点明显，对外出口也较为有限。

但到了19世纪，奴隶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奴隶的经济生产性占主导，东非奴隶制的早期特征此时往往被忽视了，从而与大西洋奴隶贸易混为一谈。

为了理清和理解以桑给巴尔为代表的东非奴隶制争论双方的论点，就有必要从东非奴隶制演化过程中的宗教文化角度入手，探析奴隶制观念和奴隶贸易评价侧重和分歧产生的原因，同时将当时的历史环境纳入考虑范围。

东非奴隶贸易的发展历程

东非地区使用奴隶范围分布较广，按地域来分涵盖了今肯尼亚、坦桑尼亚、索马里南部和莫桑比克、尼亚萨湖地区、大湖地区（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刚果（金）东部）、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等地区。

按照出口的目的地可分为三个方向：运往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地区的北方贸易，运往美洲、印度洋诸岛屿的南方贸易和留在桑给巴尔、奔巴岛及东非沿海地区的本土贸易，前两者又可以划归到印度洋奴隶贸易之中，而后者则属于东非本土奴隶贸易。

起初战争中产生的俘虏被当作奴隶，或作为罪犯而为奴，但并未成规模地进入交换系统，因此奴隶制的存在要早于奴隶贸易。东非地区较早的对外奴隶贸易记录见诸于7世纪。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在奴隶制植根于宗教之前，奴隶就已经出现在他们征服和寻求庇护过程中的社会中了，游牧社会中的许多事务都要仰仗奴隶或组建奴隶军队。阿曼素丹国内部地理相对闭塞，他们的农业活动需要通过从沿海商人手中购得奴隶来进行。

随着阿拉伯人军事扩张的终止，战俘奴隶来源受限，于是购买奴隶成为主流。当时奴隶被运往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从事发挥各自特长的技术性工作，比如修筑水坝、灌溉工程，而用于农业生产是“非经济性奴隶制”的例外。

以869—883年伊拉克地区爆发的僧祗叛乱为标志，阿拔斯王朝大规模使用奴隶的历史告一段落。但实际上在起义中，从斯瓦希里海岸输入的奴隶只占极少数。中世纪地理学家伊本·白图泰提到1331年在基尔瓦有奴隶的存在，尽管在叙述中没有直接提到东非海岸的奴隶贸易。在东非海岸，此时的斯瓦希里商业城邦已有蓄奴的传统和出现了商业性贩奴的迹象。

在阿拉伯商人进入非洲时，东非内陆的奴隶贸易早在非洲人自发行为下就存在了。各种形式的奴役方式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方是普遍现象。自伊斯兰帝国建立后通过撒哈拉沙漠进入北非、沿尼罗河进入埃及、越过红海进入阿拉伯地区的路线进行的奴隶贸易在原先的规模上大大扩张了。

在中世纪，尧族、尼扬姆维齐人等民族开辟和经营的三条东非内陆主要贸易路线连接了内陆和沿海地区，奴隶是东非长距离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之一。在10—15世纪间，东非海岸与阿拉伯地区、波斯湾、印度及中国都有奴隶贸易的记载，但数量较少。

1498—1698年葡萄牙入主东非时，奴隶贸易在东非海岸才较为普遍，但与象牙贸易相比，重要性仍较低。等到阿拉伯人取代葡萄牙人在东非的统治，主导了供应阿曼农业的奴隶贸易之时，阿曼地区却受限于沙漠经济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吸收奴隶的能力有限。这一时期奴隶贸易的外部买家多是北部的阿曼—阿拉伯人，而具体奴隶贸易的则是非裔阿拉伯人，也就是阿拉伯人与非洲民族混血的后裔斯瓦希里人，因此奴隶贸易表现为“黑人”的直接参与。

可以说早期东非奴隶贸易具有较强的本土性，由非洲部族主导和消费，与外交部世界的贸易规模极其有限，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奴隶的非生产性占主流。东非奴隶贸易的转型开始于19世纪，阿曼素丹国的海上力量得到了发展。

此时的奴隶不只是流向北方的阿拉伯地区，还有相当部分留在了东非沿海和近海的岛屿。海上贩奴的“中间通道”是奴隶贸易的自然延伸，从苏丹向北往阿曼方向或向南往印度方向。此外，东非奴隶贸易与大西洋奴隶贸易也有关联。主要是从葡属非洲领地和桑给巴尔绕好望角，向古巴和巴西运送奴隶。

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进程对奴隶贸易的走向也产生了作用。和18世纪马达加斯加的伊梅里纳王国一样，桑给巴尔素丹国建立后，在现代国家形成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对奴隶贸易进行了控制和垄断。1832年阿曼素丹从马斯喀特迁都到桑给巴尔，桑给巴尔的区位重要性大大上升，成为东非对外出口商品的重要窗口。在19世纪中叶以前，非洲内陆各族是内陆贸易的主要从事者，尧族、比萨族、尼扬姆维齐人及北边的本巴族他们除了贩运铜、盐和象牙外，还贩卖奴隶。

阿拉伯人直到进入19世纪，才开始放弃在海岸线的活动，转向深入陌生的内陆，因此传统殖民史书写的“神话”中阿拉伯人在贩奴活动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而当地土著民族的“非洲主动性”被弱化了，除了大多数非洲人在奴隶贸易中成为了被害者，也有部分部族充当了重要的中间人和供应商，比如今肯尼亚的坎巴族、今坦桑尼亚的尼扬姆维齐人、马拉维湖地区、莫桑比克的尧族，以及维多利亚湖北部的布干达国家。

从全球范围的联系来看，由于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切断了对世界奴隶的传统供应，因此东非地区成为了奴隶劳动力开源的新目标。在1809—1814年，奴隶贸易在阿曼的经济部门中就占有重要的地位，绝大多数财政收入都来自于对进口奴隶的征税。到了1840年，在80万阿曼人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是黑人。到1834年，每年从大陆运送约6500名奴隶到桑给巴尔。

到了1840年，这一数字飙升到了13000—15000人。19世纪下半叶，以提普?提卜为代表的阿拉伯人沿着基尔瓦商道向尼亚萨湖方向开拓。此时，桑给巴尔逐渐发展成为东非奴隶贸易的中心。海关数据显示每年约有20000名奴隶进入桑给巴尔。而到了60年代，贩奴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顶峰，每年有约7万人从桑给巴尔转口贩卖。

回溯整个19世纪，东非奴隶贸易的三个主要区域间的贸易量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就南方贸易而言，在第一个十年，马斯克林岛的需求减少，而美洲的需求上升，填补了这一空缺，直到40年代让位于兴起的沿海种植园经济；40—70年代本土贸易增长迅猛，在1873年废奴条约签订后，贸易重心从桑给巴尔转移到了沿海种植园；北方贸易则一直保持着温和的增长。

所以说印度洋奴隶贸易在时间上衔接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尾声，在巴西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下，绕好望角到达莫桑比克、赞比西河流域获取奴隶；南方贸易中法属印度洋岛屿留尼汪、毛里求斯、塞舌尔群岛上的糖业及之后东非沿海的丁香种植园共同为东非奴隶贸易的拓源和发展提供了推动力。自东非沿海作为半边缘区逐步被纳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后，与外部的联系增加，对奴隶经济生产性的需求导致贸易规模急剧扩大，奴隶贸易的主导权也发生了易手。

从东非奴隶贸易的发展沿革中可见该地区奴隶贸易的历史悠久，植根于东非大陆和印度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由非洲内陆部族主导和经营的，这也就破除了奴隶贸易是随阿拉伯人而来的舶来品这一神话。阿拉伯人的到来对东非奴隶贸易网络的扩大起到了催化作用，是对葡萄牙统治东非时期一度沉寂中断的贸易网络以重新激活，并带来了全新的宗教文化因素。同时奴隶贸易在19世纪开始进入转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