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在元明文献档案中，

居于中国各地，分属不同种族但大多具有伊斯兰教信仰的中亚人众，被泛称为“回回人”。

这些初入中土的回回人，尽管大多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但在几十年后，他们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在科举、刑律、经商等环节，享受着非常高的待遇。

比如在元朝的中央机关内部，回回官员合计有17人，其中右丞相2人，左丞相3人，平章政事11人，参知政事1人。反观有过右、左丞相任职履历的汉族官员，只有史天泽（1202—1275）与贺惟一（1301—1363）二人；至于掌控实权的知枢密院事与同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的副职），终元一朝，居然无一汉人。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远道而来的“回回人”，为什么在元朝如此吃香？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回回人的“悲惨史”

蒙古帝国首次西征的重点打击对象，

正是涉嫌袭击蒙古商队的中亚强国——花剌子模。

因为战争，以讹答刺、不花剌（布哈拉）、玉龙杰赤（库尼亚－乌尔根奇）、帖必力思（

大不里士

）、巴里黑为代表的历史名城，遭遇到了灭顶之灾。

1）令人发指的屠城

根据伊斯兰史料记载，

不花剌城

于1210年失陷后，守城官兵与负隅顽抗的市民们被屠戮殆尽，即便是那些没有参与抵抗的百姓们，也遭到了“有条理的洗劫和虐待”；慑于蒙古军队声威的

撒马尔罕城

居民，选择主动投降。可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市民被残酷杀害。

1221年春，蒙古军队攻入呼罗珊地区。同年2月，拖雷率兵攻克了

莫夫（马里）城

。除了400名工匠外，城中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杀。据伊斯兰史料记载，拖雷本人

“坐在自己的金椅上，目睹了整个过程。”

不久，拖雷的大军又攻克了另一座名城——

尼沙普尔

。为了给战死于此的妹夫脱合察儿“报仇”，

这座城市被蒙古人彻底摧毁了。

城内居民被尽数诛杀，即便是城中的猫狗等动物也未能幸免；所有尸体都被砍头，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被堆成了金字塔形。大军主力撤走后，仍留下一支400人的队伍，负责搜寻杀死所有逃脱屠城的居民。

2）人口的大洗劫

除了大肆屠戮之外，

河中与呼罗珊地区，相继成为了蒙古军队掠劫人口的“重灾区”

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如是写道：

“在讹答刺，那些刀下余生的庶民和工匠，蒙古人把他们掳掠而去，或者在军中服役，或者从事他们的手工艺，成吉思汗从不花刺进兵撤麻耳干，他们也向那里去。”

拉施特也在《史集》中指出：

“那些从剑下赦免的人民和工匠，一部分被驱到不花刺、撒马尔罕等地充当‘哈沙儿’队（即人堆）。”

有学者推算，蒙古军队在呼罗珊地区掳掠的人口应在80—90万，在河中地区劫掠的人口超过了40万。

除掉战争中的损失（按1/4计）后，他们从中亚掳掠的人口接近100万。他们

跟随蒙古军队转战各地，其中就有很多人来到了元代中国境内。

结合历史看，

以回族为代表的多个居于我国西北境内的少数民族，多多少少都与“回回人”有着一定的渊源。

比如有学者指出，忽必烈在统一全国后，原本一直驻扎在青海同仁地区、以回回官兵为主的“探马赤军”，直接就地屯垦，在与当地各民族的女子通婚生子后，

形成了今天的保安族（拓展阅读：

一文简述：“回回人”的“中国化”历程和回族的形成

）。

2）为什么回回人如此“吃香”？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军队在中亚大肆屠城的进程中，

城内的回回工匠们，大多都能得到赦免。

原因很简单，

他们的精湛技艺，一直深受蒙古统治者们的青睐。

在《世界征服者史》“合罕（窝阔台）言行录”中，就有这样一段记录：

一个戏班子从契丹（中国北方）来，演出前所未见的奇妙契丹戏。….当中是个有着长白胡子、头上围着头巾的老头，缚在马尾上给倒拖着走。合罕问这扮演的是谁。他们回答说，这表示一个叛乱的穆斯林….合罕命令停止演出，并叫他的仆从取出来自呼罗珊和两伊剌克等地的珍宝、织金料子、衣服和阿拉伯马以及来自不花剌和帖必力思的武器；又取出从契丹运来的东西——那是质量较差的衣服，瘦小的马匹和其他契丹产品。所有这些东西他命令并排放着，以致可以看出差别有多大。

合罕说：“最贫穷的穆斯林有很多契丹奴隶，而契丹大异密却连一个穆斯林驱奴也没有….据此，一个穆斯林的命价是四十巴里失，一个契丹人的命价是一头驴子….你们怎能拿伊斯兰百姓当笑料呢？你们犯的这个罪行应当受到惩罚，但我饶了你们的命….马上从我面前离开，不许再在这个地方出现”。

实际上，除了能工巧匠之外，

回回人在军事、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

入境中土的回回官员、商人和学者们，一度帮助元朝统治者们解决了不少棘手难题。

1）军事：屡立战功

实际上，早在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草原的进程中，就有一些回回将领开始崭露头角。

其中，札八儿火者就是典型的代表。

他不仅是“斑朱尼誓约”十九人中的一员、蒙古帝国的元老之一，还被授予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他的儿子阿里罕、明里察，孙子哈只以及哈只的儿子养安等人，均在元廷内担任过要职。

结合史料看，札八儿火者一直以“武德充沛”著称。

他曾独率亲军，夜袭金军，致使“中都大震，金人迁汴”。据说成吉思汗在考察中都（北京）山川形势时，曾

“顾谓左右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札八儿之功为多”。

除了回回武将之外，

一些原本出身平平的回回工匠，也因其精湛的武器装备制造技术，实现了身份与地位的“逆袭”。

其中的代表，非来自伊尔汗国、以“善造炮”著称的回回工匠亦思马因莫属。

1269年，蒙古军久攻襄阳不下。素知“西域回回炮威力甚大”的主帅阿里海牙（1227—1286），建议忽必烈“征西域（伊尔汗国）回回炮手”，前来助战。收到调令的阿八哈汗，旋即派遣亦思马因等回回炮手、工匠前去支援。回回炮手们“置炮于城东南隅”，

“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南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

战事结束后，

亦思马因不仅得到了250两的赏银，还被任命为回回炮手总管。

他的儿子布伯、亦不剌金和孙子哈散等人，同样得到了世袭的高官厚爵，一时风头无二。

2）经济：解决国家财政难题

众所周知，

世代游牧的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初，对于赋税与理财可谓一窍不通。

尽管他们完成了中华版图的统一，但面对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不利局面，元朝的统治者们彻底犯了难。

他们尝试将大部分外贸业务收归国有，由政府统筹运营。但问题是，

蒙古人并没有从事商业活动的经验，

因此

改革效果并不明显

。在经过一系列的慎重考量之后，他们决定

将外贸业务“外包”给回回商人经营，

政府从中抽利，以达成充盈国库的目标。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元廷选择回回商人做自己的“合伙人”？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回回商人有着极为强悍的“赚钱能力”。据史料记载，回回商人可以

“朝无担石之信者，暮获千斤之利”，“一铤之本，辗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铤”，

相当夸张。

实际上，

早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中国境内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回回商人的身影。

他们不仅财力雄厚，

而且大多都站在了元廷这一边，

给予了蒙古军队以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比如回回商人蒲寿庚

（1205—1290）

，原是南宋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端宗入福建时，就曾非常依赖于他。后因少保张世杰（？—1279）

"掠其舟并没其赀"，"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没其货物"，

蒲寿庚

"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

全面倒向了元朝。

不久，他

“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

地位更为显赫。

这些回回商人，

有的单独经营海外贸易，有的与官府合伙经营，“官取其七，自得其三”，有的经营盐业，有的贩卖价格巨昂的珠宝。

其“营利之术”之多，在当时令人叹为观止。

他们销售的宝石、珍珠、毛布、金锦，蒸酒等产品，也深得海内外的一致好评。

用发展的眼光看，

被“收编”的回回商人集团，没有辜负元廷的期望。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国库积累了大量的钱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有着理财天赋的回回人，不仅肩负起了外交官的使命

，甚至还能进入元廷的中央管理机构。

其中的代表，非“

为人多智巧言，常常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

的回回丞相阿合马（？—1282）莫属。

忽必烈在世时，就曾提出了出任丞相的“三要素”，即“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在他看来，阿合马已经具备担任宰相的能力。

不过，鉴于此君后期过于肆意妄为，最终落下了被“剖棺裂尸”的惨烈结局。

3）文化：科技水平高，对社会贡献较大

中世纪的西亚与中亚诸国，不仅生产力先进，文化也比较发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回回学者们在天文学、装备制造、医药、建筑以及音乐、文学、哲学、美术等领域，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

在数学领域，

回回数学家们改进了数字系统，率先使用了“0”的符号与十进位法，确定了三角学中正弦、余弦和正切等概念，制定了求三次根、四次根和五次根的方法。

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约780—847）将代数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12世纪后，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并传入欧洲，成为了欧洲各大学的代数教材。

在天文学领域，

回回天文学家们相继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撒马尔罕等地建立了天文台，昼夜观察天象，并创造出了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在当时最精密的天文仪器。

在医学领域，

回回医生们不仅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消毒意识，还在外科手术、麻醉药的使用以及伤寒、霍乱、瘟疫和白内障等病症的诊治环节，积累了充足的临床经验。

著名医生阿维森那（980—1037）编撰的《医典》，在被译成拉丁文后，成为了欧洲各大学的教科书。在15世纪最后30年内，这部《医典》用拉丁文出版过15次。

在中世纪前期，善于经商的回回商人集团，一直将东西方贸易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他们东到中国，西达大西洋东岸，北到波罗的海，南抵非洲，无形中为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积累了丰富地理知识的回回学者们，撰写了大量的地理专著。

其中，由易的里西编撰的《世界地理志》，在以后的几百年内，一直都是欧洲人研究地理学的重要资料与欧洲各大学的地理教材。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元朝统治者的自身文化程度比较有限，但他们十分敬重科学家，“不亚于塞尔柱人”。

忽必烈即位后，不仅将居于巴格达、开罗两城的伊斯兰科学家们编撰的天文学书籍引进中国，还邀请伊尔汗国的回回学者扎马鲁丁来到大都（北京），“进万年历，颁行全国”。

基于历史看，扎马鲁丁本人也没有辜负忽必烈的期望。

他不仅在大都建立了观象台，还创制了天球仪等七种天文仪器，主持了我国的历法制订与《大元大一统志》的编撰工作，为元朝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拓展阅读：

元朝天文学：中国与伊斯兰文明的奇妙碰撞

）。

一言概之，

一大批入境中国的高素质回回学者，以其卓越的学识，博得了元朝统治者们的青睐，为自己赢得了更为优越的地位。

3）“以回治汉”的小心思

在元朝初期，举国上下的蒙古官兵不过10万余人；迁至中原各地的蒙古人众，加起来也仅为40余万。以南京、镇江两大江南重镇为例

：

“集庆路民户凡二十二万五千四百二十四，其中蒙古户只有十四户，溧水、溧阳两县根本没有蒙古人；镇江路十万六十五户，蒙古二十九户，录事司二十三户，丹徒一户，丹阳三户，金坛二户。”

人丁单薄、文化水平相对有限且不太“晓识世务”蒙古人，要想有效统治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忽必烈在位期间，各地相继滋生了规模不一的起义和暴动事件。

资料显示，仅在1283年，江南各地就爆发了二百余起规模较大的民变，到了1289年更增加至四百余起。

为了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管理，

元朝的统治阶层决定“拉拢”文明程度较高的回回人，充当自己的“得力助手”。

因此，元朝规定

：“委付达鲁花赤，选拣蒙古人委付者，如果无蒙古人，拣选有根脚的色目人委付者”；“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

考虑到

“色目号称三十一种，以回回的文化为最高”。

因此，回回官僚集团一直都是深受蒙古统治阶层信赖的“主心骨”。

关于这一点，马可·波罗如是评价道：

“你们应当知道，契丹人都厌恶大汗的统治，因为他任命统治他们的大官吏都是鞑靼人，尤其是撒拉逊人（穆斯林）。这些人都依附于皇帝，并忠心耿耿替他服务，对契丹人来说，他们这些人都是异族人。”

4）尾声

一言概之，

回回人之所以在元朝变得“越来越吃香”，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一技之长”傍身的缘故。

他们要么善于经商，要么善于领兵打仗，要么善于理财，要么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尤其是回回学者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深厚造诣，更让身为征服者的“野蛮”蒙古人大开眼界。鉴于此，元朝境内的回回人，

即便一开始地位低下，但很快便实现了身份上的全面“逆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