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汉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朝代之一，无论西汉还是东汉，都曾定都长安，也就是今日位于陕西中部的西安，因此，这几百年间有许多豪族产生于关中地区，他们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富裕的经济收入，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在汉朝社会中有重要的地位

。

据史料分析，这些豪族的收入有长期稳定的，也有偶然获取的，大致由以下几方面构成：担任官职领取俸禄，受封土地出租收入，参与经营工商业，帝王的赏赐，以及侵夺、贿赂等不当手段的所得等。

当然，不是每一个豪族的收入来源都包含以上所有类型，也不是每一个豪族都一样的富有，

但总的来说这几类收入来源最有代表性。

一、长期稳定收入

1、担任官职领取俸禄

汉朝的这些豪族有家族荫蔽，再加上当时选官制度还是靠推荐上位的察举制，因此，许多豪门子弟都是位居高官的，子子孙孙都是如此，这些职位对应的优厚报酬是豪族们最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官员等级大约有十七级，不同等级的官员对应的俸禄也不一样，官位越高，可以得到的俸禄也越丰厚。

西汉时期，发放俸禄主要是用货币的形式，直到东汉时期，俸禄发放时变为一半货币一半粮食，

《后汉书·百官志五》记载：“凡诸受俸，皆半钱半谷”

。

除了优厚的俸禄之外，官员们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也常常由国

家配发，

如《汉书·贡禹传》：“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

从这条文献可知，汉代官员的衣食蔬果一应生活资料皆由政府供给。

《汉书·鲍宣传》：“臣虽愚憨，独不知多受禄赐，美食太官，广田宅，厚妻子……”《后汉书·桓帝纪》：“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与冬衣；其公卿以下给冬衣之半。”

这两条文献都可以证明两汉时期，官员的衣食是由政府供给的，有了这些补贴赠与，官员们的俸禄几乎可以不用花销，全部由自己存起来。

2、封邑土地出租收入

除了优厚的俸禄外，如果被封为高级爵位，就能拥有自己支配的封邑，这些封邑也是豪族收入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汉朝初期，豪族们自己封地内的所有

山川、园林、商铺

等的地租税金，都可以自己留下，不必告知国家，即使从汉武帝开始加强了对受封的豪族们的控制，只保留了“食其租税”的权力，他们的收入也极为可观。

两汉时期，关中各豪族大部分都有许多成员封侯，如果为列侯，食邑数量巨大，如杜延年因揭发上官桀父子和燕王等人谋逆，被封为建平侯，食邑二千户，然后又因拥立宣帝成功，宣帝即位以后，

“定策安宗庙，益户二千三百，与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户”

。

最为显赫的应该是东汉时期的扶风窦氏家族，窦氏家族能人辈出，先后有

窦融、窦友、窦宪、窦笃、窦景、窦瑰、窦武、窦机、窦绍、窦靖

10人封侯，每人食邑最高者20000户，最低者也有2000户。

再加上窦氏位高显重，皇室也要不断笼络，所以曾迎娶过三位公主，公主也有数千户封邑，窦氏的富贵显赫可想而知。

与此相同的还有西汉时的长安金氏、东汉时的扶风茂陵马氏等，都是同一宗族有多人封侯封邑，根据当时的规定，列侯之位可以不断继承，

因而形成了子孙相继、绵延不绝的情况。

仅次于列侯的是关内侯，也有许多豪族成员获赐这一爵位，比如冯奉世因在沙场上屡建奇功，被赐爵关内侯，食邑500户，其他如

西汉黄霸、苏武、萧望之、张安世侄孙张霸、郑宽中等，东汉孔奋

等都曾经被封为关内侯。

西汉初年，关内侯的食邑最高，达到过2000户，之后最高为1000户，最少者为200户，以300—500户居多，这些大小不等的食邑所提供的地租和赋税等成为豪族们经济收入的另一来源，对食邑千户的豪族来说，这笔财富比俸禄更加丰厚。

3、经营工商业畜牧业获利

两汉时期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治国方略，但工商业中蕴藏的巨大利润仍吸引着关中豪族，比如汉成帝的老师张禹家族，

虽“以田为业”，然亦“内殖货财”，同时经营手工业、商业。

豪族也有以畜牧业致富的，如马援于王莽末年至北地畜牧，

“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其子马防“多牧马畜，赋敛羌胡”。

由此可见，除农业外，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等行业的经营利润也是关中豪族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偶然获取收入

这部分收入主要是来自皇室的赏赐，赏赐是帝王或者尊者对臣子、地位卑下者表示奖励、恩宠、拉拢的常用手段，汉代帝王的赏赐对象众多，从一般百姓到各级政府官员，从王侯将相到后宫嫔妃都有可能。

除了爵位、封号等精神方面的赏赐，也有各种物质层面的实物赏赐，比如金银珠宝、房屋奴婢、土地田产等物品，

以此奖励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大贡献

。

1、因功勋卓著或政绩突出

纵观两汉几百年间，这样的受赏者不在少数。

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誓死不降，获得

“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

的荣耀；元帝永光二年（前42）秋，冯奉世率兵平定北部边疆羌族侵扰，获赐“爵关内侯，食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尹翁归政绩卓著，为官清廉，死后家无余财，宣帝得知情况后，赏赐其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祀；建武十一年（35）夏，马援因征讨羌族叛乱受伤立功，获光武帝赏赐牛、羊数千头。

2、因恩宠而获君王赏赐

这一类获赏的人员大多是外戚、帝师、宠臣之类。

宣帝舅王无故与王武，

“上皆召见，赐无故、武爵关内侯，旬月间，赏赐以巨万计”

；宣帝外戚、京兆杜陵史丹，

“数见褒赏，赏赐累千金”

。

张汤五世孙张放，因其母亲为宣帝之女敬武公主，深得元帝宠幸，得“赏赐以千万数”，左冯翊云阳人董贤因拥有哀帝宠臣和外戚的双重身份，

“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

。

班婕妤之兄班伯“以侍中光禄大夫养病，赏赐甚厚”，窦宪兄弟以章德窦皇后兄弟的身份“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外戚得宠受赏一直都是惯例，特别是西汉末王莽专权时期及后汉章帝之后外戚专权时期，各大外戚家族得到皇室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

3、惯例赏赐

还有一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偶然的赏赐，那就是高官一旦退休或去世，帝王会按照惯例进行赏赐，赏赐的物品除

车马、衣被、布帛、杂物、住宅、茔地、谥号

等，还有

黄金、钱币、谷物

等，甚为丰厚。

如杜延年退休时，宣帝下诏“赐延年黄金百斤、酒，加致医药，延年遂称病笃，赐安车驷马”，赵充国致仕时获

“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

，扶风韦彪官至九卿，致仕时，“赏赐恩宠，俟于亲戚。乃厚赐彪钱珍羞食物，使归平陵上冢”；去世后，

“赐钱二十万，布百匹，谷三千斛”

。

郭伋官至太中大夫，致仕后，“赐宅一区，及帷帐钱谷”，死后“赐冢茔地”，班超病时“帝遣中黄门问疾，赐医药”，死后亦“赠赗甚厚”，这类赏赐，更多的是帝王对臣下表示的一种恩宠和精神上的抚慰。

从这许多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两汉时期帝王的赏赐种类较多，赏赐的物品也多种多样，十分丰厚，

因此，额外赏赐也是豪族收入来源之一

。

五、总结

综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两汉时期关中地区豪族收入的主要来源有哪些，其中，职位俸禄、封邑封赏是帝王所赐，用来换取官员们的效力和忠心，

是在物质的基础上换取官吏的服务

，经营农业之外的田产、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等行业是豪族们扩展势力、巩固其财富的手段。

此外，在当时监督检查机制没有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只考虑个人利益的腐败官员们还会通过贪污受贿或者卖官鬻爵来获得大量的财富，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也要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

从西汉到东汉这四百年间，

不同的关中豪族有着不同的兴衰变化历程

，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总体上来说，这四百年中，关中豪族们的收入来源不外乎是这几种，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些财富除了给家族成员提供更好的享受条件之外，还可以在不小心面临政治漩涡时，保证自己家族在险恶的斗争中能更好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和灾难，当然，在这些豪族恣意的攫取利益维护自己家族地位的同时，

也严重地危害了百姓的利益，破坏了汉朝的经济秩序，不知不觉中瓦解着稳定的社会统治。

参考文献

1、两汉关中豪族的收入来源分析

2、汉代地域性豪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以关东、关中、江南及西南豪族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