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一共经历了十七位“帝王”（后），它的的最后一个帝王（后）是桀（履癸）。在这个有名的暴君统治中原期间，荒淫无度，暴虐无道，中原地区的广大百姓苦不堪言。

商国君主成汤在伊尹、仲虺的辅佐和谋划下，陆续灭亡了许多夏朝周围的附属国家，并一路高歌猛进打通了通往夏朝都城的道路。经历了最终有名的鸣条之战后，暴君夏桀最终兵败被俘，也代表了夏朝从此覆亡。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历史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商汤灭夏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也是历史进步性的表现。但近年来一些新的历史研究成果的发掘，使得一些学者对此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甚至认为商汤灭夏是特殊性的历史的“曲折性的倒退”。为何这些学者会得出如此结论？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近些年的历史研究中，人们根据现有的历史记载与逐渐出土的文物的对比结果，逐渐地认为夏朝的文字可能要比商朝更为先进一些。首先是在人们在史书中发现了在商汤灭夏之后，各地人民纷纷学习改造文字，而这些文字最初并不是单纯的商地文字，而是以夏朝文字为蓝本，在二者融合的基础上再创造的。

其次的证据便是上个世纪就被发现的有名的“禹王碑”。这些据学者称为是来自上古时代（即夏朝）遒劲有力而工整有序的文字，仿佛就是在人们面前动情地诉说着夏朝优越的文字系统与优秀的传统部落的王朝文化。

这些现存的夏朝文字主要也是以类似于碑文或者甲骨文的形式存在，对比起已出土的商代的甲骨文，现存的零星的夏朝文字似乎无法系统地展现出夏朝文字的先进之处。

但据一些历史领域的学者讨论表示，文字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决不会是突然的从天而降，在它之前应有其发生演变的过程。

因此，在先商时代，文明程度相较于商族而言，比较高的夏族统治者，其文字绝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一个发明、使用并不断改进的过程，这才符合文字发生与演变的规律。

但是这种观点随即遭到了众多学者的反驳，因为这块所谓的“禹王碑”上的文字的来历尚不明确，而现存的“禹王碑”也只是宋朝的诗人何致临摹山寨的，无法证明这个“历史证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而商国当时也是夏朝的附属国，也吸收了夏朝文字的精华。在商汤灭夏之后，他们又在原体系上也建立了自己的文字体系，何谈先进与不先进之说？于是史学界陷入了对夏朝商朝文字孰更先进的大讨论。

夏朝文字，从迄今为止零星的一些考古发掘看，尚未明确证实发现有关夏代的成系统的文字资料。但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比夏朝更早、以及对先商时期出土的甲骨文的分析，历史学者普遍地认为夏朝的文字是存在的，并且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的过渡阶段。

在出土的稀少的可以被证实是夏朝的文字，将他们与商朝的甲骨文进行比较，还是显得工整而有序。这大概是因为在商汤灭夏时，商国作为当时一个较小的国家，在文字上相较于夏朝还是有所差距的，并且在商汤灭夏后，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字与文化的融合阶段。

在《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中都有着对夏朝的记载，种种迹象都表明夏朝有完备的文字与书籍，甚至还有专门记载历史的史官。虽然我们现在还缺少出土的有关夏朝时期的文物，但因为这些史书与其他已被证实的现存历史的吻合度非常高，使得这些史书的可信度也很高，所以众多学者都推测，当时比商国体量大得多的夏王朝，应该有着更为先进的文字系统。

所以从实际上来说，学者认为“商汤灭夏”的“倒退”现象也只是从文字层面上来表的，而这些学者的对立与分歧也主要就在这些方面。最终经过学者的广泛讨论与交流，最终还是认为商朝中后期的文字系统还是要优于夏朝的。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只是表明了历史的曲折性和波浪性，并且他们的研究也还只是尚且停留在文字的发展方面，在文化、社会与历史上来说的话，商汤灭夏是历史的“倒退”的说法未免有些太过牵强附会了。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发展趋势，这样才能以史为鉴，将我们古人的智慧运用到今天的生产生活中去，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