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晚清官场错宗复杂、人情事故如织、各种规矩繁多，如果不注意处理好同上司、同僚、下属、地方士绅等关系，可以说寸步难行，更别说“天下宦途险恶之首”的广东，轻者丢官、重者性命不保。

比如杜凤治初入官场时，虽然精明能干，但毕竟是第一次出任地方官，经验不足，因征粮问题与广宁士绅产生尖锐矛盾，引发上控和“闹考”事件，差点丢官。更比如官大如广东巡抚蒋益澧，年轻气盛，向潜规则挑战，因田赋折价问题（见《县长的私人日记之三，真实记录晚清官员捞钱途径》），站在了全广东官员对立面，结果一年多点就被赶出广东。

因此，处理好官场关系是做官的头等大事。根据杜凤治日记，其在十多年官场生涯中，主要的关系有下面几种：

一是同年，就是同一年过科举考试的。

晚清官场十分注重同年关系，甚至几乎上升到伦理道德高度。“同年”初期，因都是初入官场，根基较浅，一般会通过参加一些官方或私人宴会，加深彼此认识，这也是抱团取暖并发展自已关系网的需要。待站稳脚跟后，除了一些利益联结紧密或趣味相投者，其他“同年”关系都会逐渐转淡。

杜凤治也不例外，其重要的几个同年为李鸿藻（后任尚书、军机大巨）、广东巡抚张兆栋、布政使邓廷楠和杨庆麟等人。比如张兆栋、杨庆麟曾与杜凤治同一时期在广东为官，给予他很多关照，特别是在升任罗定知州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同宗亲戚。

杜凤治日记里记载最为重要的同宗是学政杜联。杜联，号“莲翁”，浙江会稽人，是杜凤治较远的亲戚，早年曾在其门下读书，后在京候补时又结下极深情谊。在杜凤治刚赴广东为官时，杜联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出任广东学政，在省里地位仅次于将军、督抚，高于藩、臬两司，是从二品大员。所以靠着杜联的关照，杜凤治为官初期几次失误都化险为夷，并逐步站稳了脚跟。比如前面提到刚到广宁时引发的动乱，就是在杜联等官员帮助下，才没被罢官，还调署四会继续当知县。

但杜联没多久就回京了。没了最大后台，杜凤治境况急转直下：署理按察使蒋伯超无故挑他毛病，总督瑞麟对其冷落，其他官员也有意避之，杜凤治经历了宦粤十余年最“黑”的两年时期，差点想弃官回乡，一度哀叹：“何苦如此，所为何来”？但因债务未清，除了硬着头皮把官当下去别无选择。

三是师生关系。

杜联跟其有师生关系，但杜凤治最关键的老师是潘祖荫。潘祖荫官至礼部尚书、京筵讲官，原本是杜凤治的“荐卷师”（科举考试中选荐试卷的人），杜凤治就是利用这层关系，通过钻营，最终赢得潘的信任并正式拜其为师。而正是潘祖荫的重要作用，使杜凤治在多如牛毛的晚清候补中脱颖而出，就任广东知县实缺（见《县长的私人日记---真实记录晚清官场送礼规矩》）。这个案例也形象说明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四是趣味相投者。

确却的说是利益相同、观点相近、志趣相吸的官场圈中人。据杜凤治日记记载，他在广东官场也结交了几个较为聊得来的“虎朋狗友”，并在不同场合给过其帮助。

如广粮通判方功惠，杜与其交情较好，两人相互欣赏，方向杜提供了大量广东官场高层信息，两人还毫无顾忌地议论各级上司。同时方功惠还是瑞麟亲信，杜在几年间得到瑞麟信任，方起了一定作用。

再比如肇罗道方濬师，两人于同治九年的广东乡试期间认识，当时杜凤治为外帘官（指科举乡试、会试时，在负责考场外各项事务、考试纪律等工作的官员），方濬师为提调（统筹安排考场内外各项事务），两人在工作中建立了良好关系。后方濬师在布政使王凯面前为杜说话，不久杜凤治就接到回任广宁的札文。再任广宁后，杜注意处理好同地方绅士及各级关系，工作较好，加之广粮通判方功惠推荐，于第二年就调署南海知县，迎来仕途的辉煌时期。

五是北京关系。

杜凤治非常注意编织各种关系网，除了上述几个较为重要的关系人，还常年维系着早年在北京时同吏部、刑部、兵部的办事官员和书吏建立的交情，这些关系成为他来粤后重要的人脉资源，上司也要通过他打通北京关节。

如肇庆府知府蒋立昂之子，军功保举并加捐同知，但名字被搞错，乃托杜凤治致函“京友”设法办妥。

肇罗道道台王澍与杜凤治同乡且有亲戚，杜曾拜其为师，王澍调任后大计得“卓异”（清朝三年一次大考察中，获才能优越评价的官吏），按例须引见，吏部应调取。而赴京引见要花费很多银两，又未必能升官，王不想去，杜凤治通过北京关系，不仅办妥，还使其每年200两的免调取费减为100两。

为维持这些关系，杜凤治日记中也详细进行了记录。

常规的炭敬、冰敬

具体见《县长的私人日记---真实记录晚清官场送礼规矩》，杜凤治每年乐此不彼，但也费时费力。

日常的结交

杜凤治在省城时也没闲着，一有时间就去拜客、结交关系，平日送礼馈赠、问候应酬、书信往还，都不会疏忽。该送的银两只少不多，该巴结逢迎的功夫做得很足，对同寅、下属，在涉及银钱的事情上做得也比较漂亮。

例如，同治七年春，杜凤治调署四会，按“规矩”给道、府两位顶头上司各送100元“到任礼”，其时正是旧肇庆知府郭式昌和新知府五福交接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官员只送给后任，但杜凤治“新府一份，旧太尊一份，一切门包小费均照例”。

两广总督瑞麟病故后，官员所送奠仪，都是按位置“肥瘦”所定，杜凤治其时署理罗定州知州，按例应送400元即可，但因瑞麟赏识自已，让其当上南海知县，少送会有“物议”，就送了500元，以表示自已不是“忘恩负义者”。

投其所好。

潘祖荫是藏书大家，喜爱善本，杜凤治平时不仅收罗广东各地真本，还花重金为其购买《公羊春秋何氏注》，潘得后大为高兴，叹之“此世罕见本，得之足矣”。

北京翰林周星誉，自负贪财，不甚爱惜羽毛，但有才气且交游广泛，作为京官有一定政治能量。杜凤治就不断慷慨地对周予以“资助”，周也因此经常向杜凤治提供各种政坛、人脉信息和建议，并为杜疏通各种关系。

要周旋于官场各种复杂局面中，光会花钱不行，还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和手腕。

初任广宁时，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礼，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伯超都水火不相容，藩臬矛盾还直接与处置杜凤治任上的广宁士绅控案直接有关。蒋益礼、郭祥瑞被视为杜的袒护者，但后来相继离职。杜凤治为避免列入蒋、郭一派被打压，多次通过好友广粮通判方功惠讲情、自已登门拜等方式，不仅消减了总督瑞麟和按察使蒋伯超对自已的敌意，保住了官位，还逐渐得到赏识，被任命为广东首县南海知县。日记记载，他对此事结果甚为自豪，总结出“欲不大黑，切不可大红”的作官要决。此后十多年间，杜凤治做官进退有度，尽量避免卷入高官斗争当中，使对立双方都接受他、重视他。

郑绍忠是总督瑞麟特别信任的武官，杜凤治心里对郑却不大看得起，但仍处处尊重迎合，加以笼络，赢得郑的尊敬和好感。

例如同治六年十月，郑绍忠招抚盗匪黄亚水二，打算把将其斩首，找杜凤治商量。杜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原先免死承诺，还会吓跑其他有投诚意愿的盗匪，建议先杀黄的一些羽翼，待几个月后，随便寻一事再杀之。郑大为叹服，完全按照杜凤治所说的办，一年以后才杀掉黄亚水二。

有时，杜凤治也会抓住一些机会在官场中表现自已不畏权贵的风骨，赢得好名声，得以在社交关系中加分，利于进一步巩固关系网。

如在南海知县任上，翰林潘衍桐兄弟与某户争夺沙坦涉讼，尽管潘衍桐早有信来请求关照，但杜凤治实地勘查后没有按潘氏要求做出判决。杜凤治知道潘衍桐未必能直接为难自已，偶尔不给翰林林面子，以体恤小民的面目出现，反而有利于在官场和民间提高自已的声望。

以上就是杜凤治私人日记中关于官场关系网的一些记录，虽然系统性不强，都是每日点滴记录，但杜凤治出身于官宦家族，小时候曾在伯父杜金鉴的浏阳县衙度过一段进间，成年后又在京城历练，结交的都是官场人员，早就熟谙官场规矩和运作。因此，他的诸多关于官场关系记载应是时下普遍做法，也是晚清官场关系网的真实写照。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150多年了，但中国式关系大体也差不多。